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母亲是典型的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白先勇的童年适逢中国战乱频仍的年代，好在兄弟姐妹十个的大家庭中，彼此总有照应，也不觉寂寞。他不否认家世背景对他人生走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影响是一定会有的，毕竟从小看到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很多都是人物。家中也有好多书可读，还能时时去看戏。”他记得小时候家中形形色色的来客，之后这些记忆不知不觉地潜入他的小说中。
他印象中的父亲，虽为军人却可算儒将，颇爱诗书，对孩子们的教育很看重，却并不主观干预子女的人生抉择。高中毕业那年，他本可被保送到台湾大学，却突然萌发科技报国之念，跑去台湾成功大学学水利，想要学成之后去三峡从事水利建设，结果读了一年发现自己对这个领域既无兴趣又少天赋，于是瞒着父母退学重考，仍然考回到台湾大学，读外文系。有意思的是，他那时在成功大学水利系的成绩是系里第一名，所以父亲对他的这一选择也感到些许遗憾，不过最终还是表示对他的理解。
大学时代的白先勇是地道的文学青年，文思泉涌，写作热情又高，经夏济安先生点拨，处女作《金大奶奶》在当时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从此走上漫长又闪亮的文学之路。他曾在《蓦然回首》一文中提及这段往事，同时忆起自己的小说启蒙，“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这个厨子曾在军中服役，见多识广，通今博古满肚子故事，冬夜火盆里煨着几个红薯围在老央身边听他讲古，是白先勇至今不忘的美好瞬间。
从桂林到重庆，从南京到上海，直至后来的香港、台北，白先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不断辗转中度过的。谈到这些在他生命中留下印记的城市，白先勇说：“这些城市当然不同，各有各的精彩。”他印象中的上海是个很洋派的地方，十里洋场，东西方在此交汇，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小时候在上海住的两年多时间里，那种新潮和繁华让他大开眼界，去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游逛的情景如今想来仍然兴奋。而桂林，则意味着他的根脉，是祖辈生活的地方，他至今能说一口纯正的桂林话，用他在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我写文章，心中默诵，用的竟都是乡音，看书也如此”（《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他是14岁从香港去台湾的，在台湾住了11年，“我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在台湾读的。那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11年，贯穿我的少年、青年时代”，在台湾的日子，也是难得的一家人相处的时光。
从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长大后游走在西方，后来留在美国任教……这样的经历使得白先勇在看待东西方文化的时候，总会有些超然与客观。“我喜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问题，到了西方，接近人家的文化，了解人家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这样反而更能清晰地反观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比较也令我对中国文化更有自信。”他深有感慨地表示，通过逐步了解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观照自己的母文化，而了解西方文化的前提是先奠定自己的传统文化根基。
姹紫嫣红文学路
世上的事都是有所得必有所失，从开始策划排演青春版《牡丹亭》到现在，几年的时间里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几乎停滞，他有些无奈地说：“这几年只写了几个短篇小说。毕竟文学是我的志业，而做昆曲义工更多是出于我的文化使命感。”
年逾古稀的他近来常常感觉疲惫，他说青春版《牡丹亭》的第100场演出结束后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他非常希望接下来能有合适人选来继续这项事业，自己好去安心写作。“毕竟青春版《牡丹亭》是大家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不愿意过分强调我个人的力量。那么多优秀的演员，顶尖的幕后班底，还有那么多有志于弘扬昆曲艺术的企业家，都为这出戏付出很多。”他还告诉记者，人们看到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这么火爆，觉得这出戏的票房收入一定非常可观，剧组一定赚了很多钱，实际上，演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归主办方或者剧场的，苏州昆剧院只拿一些演出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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