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与戏剧

会馆是旧时代科举制度和工商业活动的产物，是北京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明清两朝定都北京，每三年在京进行一次科考会试，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科举考试废止，先后在京举行会试201科，全国各地进京应试的举子达130多万人次。每科应试的人数有六七千人，再加上一些随行的人员，多至上万。为方便这些人的食宿，于是，各省及有些府县纷纷在京设立了会馆，专门接待本乡本土的举子。另外，工商各行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协调关系，联络感情，也建立了一些行业会馆。因此，北京就成为全国会馆最多的城市，据1949年的统计，全市有会馆550余座。

会馆是各省在京各界人士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留下了许多名人的足迹。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北上来到北京，京城各界人士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湖广会馆还留下了张居正、纪晓岚、曾国藩、梁启超、章太炎及梨园泰斗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的足迹。1912年5月，鲁迅先生来京后，即住进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达8年之久，在这里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许多不朽之作。1920年2月，毛泽东来北京后曾居住于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在会馆的戏楼里召开了“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如今，这些会馆都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明朝至清中叶，北京公开演戏的场所很少，大部分戏剧的演出是在会馆的戏楼里举行，所以，较大的会馆都建有戏楼。现在，保留下来的湖广会馆大戏楼、银号会馆的正乙祠戏楼、平阳会馆戏楼和湖南会馆戏楼等，都是难得的北京戏剧活动的历史见证。

清初，北京诞生了两部不朽的剧作:一是洪升的《长生殿》；一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1645—1704)，字昉思，浙江钱塘人。他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却极富才华，诗词、戏剧皆精。《长生殿》是他根据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传奇爱情故事，历时八年，数易其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完成的。《长生殿》曾在虎坊桥的孙公园即后来的安徽会馆戏楼演出，轰动一时，“圣祖称善”、“传唱甚盛”。可后来在官场斗争中成了牺牲品，落了个“大不敬”的罪名，不仅洪升被下狱，而且还株连了他的不少友人跟着倒霉。两年后的1700年，孔尚任的《桃花扇》在菜市口绳匠胡同(后改为丞相胡同)的安徽休宁会馆碧山堂戏楼演出后，命运和《长生殿》差不多，经历了一番大起大落，孔尚任糊里糊涂地被罢官回山东老家去了。可他们的这两部剧作，三百年来经演不衰，传承至今。

康熙六年(1667年)，江浙商人在正乙祠银号会馆内建立了戏楼，距今已三百多年了。京剧创始人程长庚、谭鑫培、卢胜奎及梅兰芳、余叔岩等大师，都在这里演出过。宣武门外大街路东的江西会馆，馆匾是人称“辨帅”的江西人张勋所题。馆内戏楼前建有罩棚，可容纳两千多名观众。这里曾是京城最活跃的戏剧演出场所。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曾多次来这里参加与友人的聚会和看戏。俞平伯、吴梅等名士也在这里以票友的身份演出过昆曲。

清末民初，专业演出的戏院、剧场纷纷建立，会馆的戏剧演出才渐渐衰落。但会馆的戏剧活动，在北京戏剧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摘自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