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前,地处黄河下游的博兴县,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农民生活艰难困苦,以艺谋生的人渐增,他们学唱了当地流行的杂曲小调和“打坐腔”(即北路山东琴书),四处流浪以艺乞食。1870年,纯化镇王文村民间艺人孙中新,同邻村较有影响的艺人张保光、张贵兰和刘銮峰四人搭伙,用纸糊的毛驴捆在身上,用琴书曲调演出了《王小赶脚》,没想到引起了轰动,人们都称之为“驴戏”。这就是吕剧的雏形。后来,又编排了《吕洞宾戏牡丹》、《后娘打孩子》、《三打四劝》、《骂鸡》等表现日常生活的剧目;再后来发展到《卖油郎独占花魁》、《小西关》、《三贤》、《站花墙》等表述历史故事的大段子,常用的曲牌也由原来的俚曲、小调扩展到《铺地锦》、《靠山调》、《迭断桥》、《迭落金线》、《大汉口》、《小汉口》、《四大景》、《太平年》等20多个。登台演出的演员由原来的2~3人,增至5-6人,演唱形式由原来的演唱人员兼操乐器,以第三人称表述故事情节,发展为演唱故事情节,刻画人物。乐手专操乐器(仍以坠琴、扬琴、三弦为主),并且退到后台伴奏,演唱人员化妆登前台演出。这时的吕剧形式已形成了。
1875年后,孙中新等艺人演唱的剧目中又增加了《李怀玉借妻》、《看瓜园》、《黄氏女游阴》、《蝴蝶景》、《双配合》、《崔金定上坟》等。同时,把皮簧、梆子、扽腔中的锣鼓经、表演术渐汇于自己的剧中,有大垛头、小垛头、梆子穗、文武场等。
1880-1890年,孙中新在流动演出过程中带出了张兰田、孙长东等十几名徒弟。1891年至1930年,第二代艺人又代出了第三代艺人,组成“顺和班”,先后在博兴、蒲台、高苑、桓台等地演出。1924年去济南新市场“洛生茶园”(当时的剧院)演出近两年的时间。剧目增加了《王天保下苏州》、《对龙棚》、《老少换妻》、《鸿鸾喜》、《双钗记》、《孟丽君》等。1930年,第三代艺人培养的第四代艺人张传海、张明然、张传河等分别组成“义和班”、“庆和班”进入济南新市场和南岗子演出。剧目增加了以章回小说为底本的连台本戏,有《王华买父》、《刘公案》、《兴唐诗》、《大八义》等。角色行当由原来的“三小”(即小丑、小生、小旦)为主,发展到生、旦、净、末、丑诸行并茂。基本唱腔已固定在“四平”、“二板”、“流水”、“娃娃腔”等板式上。至此,吕剧已完全成熟。
吕剧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一说吕剧是由说唱艺术“琴书”、“上装扬琴”演变而来的,不论剧情长短,故事性都很强,从头到尾表叙细致,演唱明白,用孙中新和其徙弟们的话说就是“顺藤摸瓜,捋着蔓子捋到底”。并且吕剧的主弦是坠琴,演奏时捋上捋下,不少音是捋出来的。因此,艺人们对自己的戏叫捋戏。后改写成吕戏。又说,1870年,孙中新、刘銮峰等艺人移植当地流行的扽腔《王小赶脚》,演出时上装演出,前挂驴头后系驴臀(纸糊),近似当地杂耍中的“跑驴”形式,用琴书曲调作以伴奏,轰动一时。在流动演出时,往往挑着道具驴头、驴臀,故有人叫他们“唱驴戏”的。由于“驴”字委实不雅,艺人们遂将“驴”改写为 “吕”字,称其为“吕戏”。
1945年前后,吕剧的剧目更加繁多,内容也更加丰富,成为深受人民喜闻乐见的剧种。此时,上演剧目除增加《借年》、《站花墙》、《丁僧扫雪》等历史剧外,还有配合当时政治形势的自编小剧,其中《尹洪英送郎参军》一剧,轰动博兴全县,波及全地区,受到了渤海军区政治部和司令部的嘉奖,剧本刊于本地区的各种报刊。1952年春节,在博兴县城举行了全县吕剧大汇演。是年冬,省文化局文化科科长李笃臣率山东省歌舞团的郎咸芬等30余名演职人员专程到博兴县闫坊一带,历时百余天,挖掘出众多传统剧目。1946年,张明然、张传海等艺人成立了“新民吕戏团”,除在本县演出外,还经常巡回于淄博、昌潍等地,演出的《王华卖父》影响颇大。1948年,博兴解放后又更名为“鲁兴吕剧团”。1956年,“鲁兴吕剧团”转为国营职业剧团,更名“博兴县吕剧团”,全团53人,灯光、布景、服装、道具、乐器等设施自足。演出剧目,除《王定宝借当》、《小姑贤》、《蓝桥会》、《拾玉镯》等历史剧外,还有《李二嫂改嫁》、《社长的女儿》等十几出现代剧。年演出300余场。除在本县和邻县演出外,还经常活跃在淄博、潍坊、烟台、青岛、德州等地。
1956年7月,博兴县政府把刘官、马家、夹河一带命名为吕剧艺术之乡。1957年本县吕剧的演出达鼎盛时期,全县有刘官、夹河、周刘、郑官、崔庙、寨卞、辛张、见桥、湾头、院庄、庞家、梨院、闫坊等百余个村庄排演了吕剧。寨卞、周刘等村还应邀到淄博、邹平、桓台、惠民、阳信等地演出。1958年,博兴吕剧团上调淄博专署(当时惠民地区撤销并入淄博专区)。1961年,又划归惠民专署。1964年,寨卞村在博兴县城礼堂上演现代吕剧《三世仇》,连演数场,观众不衰。自1971至今,县文化馆每年最少举办一期吕剧培训班,每期25人左右,并排出部分吕剧,在全县巡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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