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锡，祖籍苏州，1925年3月出生于上海。诗人，作家，戏曲曲艺理论家。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和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获得者。曾任上海评弹团团长，中国曲协副主席，上海市曲协主席，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江浙沪评弹领导小组组长。
吴宗锡 口述 王其康 整理
接受任务 开拓起步
在学校毕业前，我已开始文艺创作了。1945年参加党的地下组织后，一直还是搞文艺的（这个文艺是指新文艺工作）。1948年冬天，地下党联系人约我到现在的静安公园，当时的外国人公墓。我们边走边谈，他提出了领导上要我去搞戏曲的决定，我当时认为戏曲不是进步文艺，是看不起戏曲的，心里很不愿意。但这是党的决定，应该服从，只好接受。后来就由刘厚生同志来联系了，我和另外两位同志组成一个小组，搞上海地区的戏曲。谈分工了，我想，自己祖籍为苏州，苏州的评弹文学性高一些，也较高雅一些，就主动提出说，我来搞评弹吧。其他同志就分工搞沪剧、滑稽等。
于是，我就开始搞评弹了。我开始跑书场收集资料，对评弹小报、“书场阵容表”，乃至根据评弹书目改写的绣像小说、连环画等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办法去接触评弹艺人，我就想通过一位评弹小报的作者去接触评弹艺人，这是开拓工作的起步。
我接触评弹艺人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1949年5月28日。刘厚生同志通知我28日上午到泥城桥民营的大中华大陆电台去，那里有我们组织的特别节目，要我代表组织去联系艺人。电台方面有我们自己的人配合的，特别节目除了由主持人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外，也要评弹艺人唱一点我们带去的宣传材料。我那时不熟悉评弹开篇，把我写的唱词交给他们唱，第一个碰到的是赵稼秋，问他这你们能唱吗？赵稼秋是擅唱白话开篇的，他连说，好唱好唱。把唱词都接过去，练了一下，结果都唱了。那天来的都是比较有名的艺人，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接触。
接着党组织叫我到市委组织部去报到，分配到军管会文艺处工作，联系苏南剧种，评弹也还是归我联系。
吴宗锡 2011年摄于挪威
当时，根据“改人改制改戏”的戏改政策，到评弹界去做工作，联系评弹艺人。我们主要用地下时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和群众交朋友，找骨干，组织他们学习，推动他们说新书。最近听金声伯讲起，那时他十七岁，坐在协会门口喝茶，看见一位工会干部领了我走进协会去的。那是我第一次到寿宁路的老评弹协会。
在协会里我普遍接触艺人，而偏重于较年轻的，如周云瑞、张文倩等，还有是正派和愿意靠近我们的人，从中物色可以作为骨干的人，这样，潘伯英成了积极分子。同时还组织会员学习，有妇女组，青年组等。妇女组在沧洲书场，组长徐雪月。潘伯英组织了一个小组在汇泉楼，用上午时间，每周一次，学习材料是“工人读本”，从劳动创造世界学起。有些响档上午不出来的，潘伯英告诉我，在南京路成都路有个“大观园商场”，里面有个茶室，他们每礼拜一天，在那里唱京戏。你那辰光去，就能碰到他们。于是，我就在这辰光去了。也不打扰他们，等他们唱好京戏，就请他们坐下来学习，逐渐成了常规。
1978年吴宗锡与著名评弹艺术家杨振雄（左一）、蒋月泉（左二）、张鸿声（左四）等一起交流评弹艺术
那时候，认为评弹说的都是封建的内容，要推动他们说新的内容。但是评弹艺人很多，一人或一档（两三人），说一部书都要换新内容，困难很大。潘伯英向我建议，组织大家演书戏，内容为潘伯英改编的《小二黑结婚》，在南京大戏院（后改为上海音乐厅）作为劳军演出。由协会出面，当时在上海有知名度的艺人都参加了。蒋月泉演小二黑，范雪君演小芹，刘天韵、张鉴庭、张鸿声、朱耀祥等都参加了，周云瑞、张鉴国等组织乐队伴奏，这样等于在上海的响档全亮了相，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说新书了。
原来评弹的老协会遵照领导指示，要进行改建。于是我和潘伯英等商量，帮助他们进行改选改建。改建大会是在军管会文艺处的大礼堂举行的，改建后称评弹改进协会。后来便是在改进协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曲艺协会的上海分会，后又改称上海曲协，也都是我主持筹建的。这也可说是开拓工作。
进入评弹团
1950年，军管会文艺处转为上海市文化局，我便在文化局戏改处编审科当副科长，并兼任《大众戏曲》副主编（主编梅朵），和评弹的联系少了。
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我被调到文联当治淮宣传工作队副队长。1951年11月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今上海评弹团）成立，第二天整团调来参加治淮，说也凑巧，便又归我领导。
我们先后到漴潼河和佛子岺水库工地，与民工、工人同住同劳动三个多月。不但我们都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我和评弹团的艺人们的关系也更为亲近了。
原来文化局派的一位驻团干部是兼职的，他没有参加治淮，评弹团回沪之后他也无暇兼顾团的工作，局里商量要派驻团干部，我觉得坐机关不如基层剧团活络。一天，刘厚生同志谈起派人驻团的事，我就说，我去吧。领导同意了。我就去了评弹团。这样我就真正走进评弹了。那时，评弹是艺人当团长，正团长刘天韵，副团长唐耿良、蒋月泉，还有一位秘书张鸿声，兼演出股长。局里派来的干部叫党代表或政委太严肃，就叫教导员。还有一位搞创作的陈灵犀叫指导员。后来到1954年，决定艺人不当团长，我就当了团长。所以我不是评弹团的首任团长，但是干部当团长我是第一个，并得到了陈毅市长签名的任命书。
我到评弹团去，局里就派我一个干部。我是自己去的，因为评弹团的演员都已和我熟悉，不需要介绍了。可是当时，我和他们之间的反差很大。我当时二十八岁，大学毕业后参加革命当了干部；他们平均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年纪大的已经四十多了，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社会经验丰富，从小学了说书，就在社会上接触各阶层的人物了。所以后来陈云同志说：“他们是五颜六色都见过，鉴貌辨色。吴团长啊，我替你想想，你这个团长不好当啊。”我当时也有点糊里糊涂，不过，我当时作为党员干部，他们是尊重的。和他们一起参加治淮，也建立了初步的友谊。当然后来在工作中也产生了各种矛盾和意见。再后来，我熟悉了他们，他们也熟悉了我，觉得我不带私心，是一心一意要和他们一起搞好评弹事业，办评弹团的。三十多年来，我们建立了感情，在艺术上，他们也对我有了信任和尊重。
不过，一开始，工作上的困难还是不小的。首先，评弹演出以档为主，评弹团是从来没有过的，评弹团该怎样办，从来没有一个样板，也没有地方好学。领导提出的办团宗旨是四个字“实验示范”，戏改政策是“改人改制改戏”。我们领会，要“实验”的就是对评弹艺人和书目的改造与改革。另外，我也参考当时一些文工团的办法。评弹艺人以“档”为主，从来没有经历过集体生活的，评弹演员每一个人或每一档有一部书，谁的听众多就是谁的艺术好，收入多，谁也不服帖谁。到了团里要评级评薪，那就矛盾大了。别的剧团有主要演员，可是在评弹团，大家都是主要演员。分“观摩票”不能谁有谁没有，安排演出，场子大小，档子前后，都会有意见。
再举一个例子：那时，演员都住在团里，每星期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始提出要批评自我批评，就有人提出来：我不批评你们，你们也不要来批评我，我也不会自我批评的。现在听起来，这话不对的。但那时，说这个话的还觉得理直气壮。凡演出调度，拼档拆档都会牵涉到演员的名利，也会有矛盾。如当时为了优化组合，让蒋月泉、朱慧珍拼双档。现在看来是对的，不然像《庵堂认母》这样的选回就出不来。但是牵涉到拆夫妻档，就会引起矛盾。后来有演员对我开玩笑说：“你领导的不是一个团，你领导我们三四十人（当时评弹团已扩大）你领导的是三、四十个团。”
上海评弹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国家剧团的工资，要比民间艺人拆账的演出收入要少六七倍，而且他们的家庭负担又重。此事引起很多演员不安心，以致有人闹退团。退团当然不说是为了工资，要说些对团的工作不满的借口。有关工资的情绪，一直到“文革”时才停止。不过我还是同情他们的，有些情绪也是人情之常。中间我曾多次向上级反映，并在上级的支持下，采取过一些改革措施。
然而，上海评弹团始终是巩固、团结的。应该说，参加治淮工作，深入工农，在他们思想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民间艺人时为名利，为衣食的思想，逐渐转变为要为人民服务，再加上党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改变了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同时，团里又进行了集体主义教育，他们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尽心尽力为国家、为社会，也为艺术、为评弹团工作和生活了。可以说，他们的认识水平和生活作风达到了国家剧团演员应有的水平，是明显不同于一般民间艺人的。
我去评弹团时，当时的办公室设在楼下，有一间约三十平方米的客堂，开全团会、排书都在这里面。外面有一条很宽的走廊，一头用玻璃窗隔开，放三张写字台，便是团长的办公室了。我和几位团长还有秘书张鸿声，就在里面办公。在这以后的近十年里，就是在那里，我们搞创新整旧，搞出了数十部长篇、中篇和短篇，整理传统书目，产生了优秀的选回还有不少开篇选曲，半个多世纪来，成为评弹书坛上常演不衰的保留节目，掀起了艺术繁荣的高潮。
出人出书 传承发展
我是后来听刘厚生同志说的，周恩来同志在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离开上海时，曾经提出要地下党派搞文艺的作风正派的同志进入戏曲界去。刘厚生原来搞话剧的，后来进入到越剧界去了。解放前，地下党文委派我们这批文艺界的党员去搞戏曲改革，应该就是遵循这个精神。
我又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艺的各方面都有冲击，但对旧的戏曲曲艺冲击不够，像评弹这样，传统书目，艺术可说是没有动过。解放后，要进行戏改，也是要补的这一课。还要根据党的为人民服务和推陈出新等方针进行改革。要新文艺工作者去帮助改造提高。我想，这也是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精神。也是我们这批党的文艺工作者被派往戏曲界的任务。也是我去评弹团的任务。而且那时国家剧团要“实验示范”，也就是要由国家剧团负责对一个剧（曲）种的改革（今天说来，即是传承发展）起带头和骨干作用。
我到评弹团时，就是凭这个认识，进行工作的。当时，评弹团建立了，首先需要演出，而传统书目因为艺人提出“斩尾巴”而停演了。只有几部新编的历史题材长篇，很不成熟。领导上要全团去参加治淮，真是英明。治淮回来，演员有了感受，产生了激情，自发地集体编出了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适应了当时上海人民的需求，受到欢迎，连续客满了三个多月。这样，治淮不但为演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使评弹团的书目建设有了很好的开头，取得了经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了评弹团的创新工作。明确了创作必须深入生活，到唯一的源泉里去。
这样在《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之后，领导又派蒋月泉和周云瑞一起到海军去生活，创作了第二部中篇《海上英雄》。后来，编演《王孝和》，就去发电厂，并访问了忻玉英等许多关系人物。编写《冲山之围》（《芦苇青青》）我和几位演员一同去苏州太湖生活了几个月；编演《江南春潮》蒋月泉、杨振言等到江南造船厂深入生活。后来，编新长篇也是这样：改编《夺印》，蒋月泉和苏似荫，江文兰等也是到上海郊区农村去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后来，根据编排新书的经验我们建立了一套保证质量的工序，而深入生活是放在第一位的。深入生活不仅是为了收集素材，熟悉人物，而且还使创作人员和演员产生激情和灵感，而灵感和激情对创作是很重要的。
本期编辑 王文佳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