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评论家协会约写“我与文艺评论”。我想我与文艺评论，无甚可吹可擂之处。我主要是爱好，甚至是偏爱。我是因为最初爱好读评论——60年代我做中学生的时候，最爱读何其芳、蒋和森、钱谷融的文章——，才将文艺评论“搞”成了自己的职业。在今日社会，爱好与职业合一，这算是我的运气。因为爱好，所以我视文艺评论格外格调高远，最喜何其芳在《文学艺术的春天·序言》中的一句话：“评论不是创作的婢女。”我认为，文艺评论是才气的张扬，是思想的探险、激情的奔涌、哲理的沉思，是审美的导师，它毫不逊色于以情感为标榜的创作。即使我不干这一行，作为一名读者，我也爱读评论甚于读创作，那些思想苍白、俗气的创作，只会降低读者的品位。
我对文艺评论的爱好，可追溯到我的故乡苏州对我的影响，我青少年时期对戏剧、评弹的爱好。我的从文踪迹有着苏州文化给我留下的深深痕迹，我最初对艺术的接触是从这里开始的。
苏州是著名的文化古城，2500年的历史是它身后迤逦的长长的背影。也许在一些前卫时尚的人士看来，2500年正是它应该挣脱的负担。但是苏州人不这样看，苏州人深知苏州的文化独特，苏州的传统有品位，有深厚的历史积累。距今40多年前，上世纪50、60年代，苏州文化已被“革命时代”打得落花流水。称“落花流水”状，最为恰当，因为这曾是“牡丹亭”畔姹紫嫣红之“花”，“吴头楚尾”清丽灵秀之“水”。那是政治掛帅、阶级斗争的时代，但是苏州的底蕴仍有它犹存的丰韵。曾经称雄中国剧坛、独领风骚三百年的昆曲虽然早就式微，但昆剧、苏剧在苏州仍旧余响不绝，有它的叫座戏和观众，“传“字辈、”继“字辈演员是当年演出的主体，在开明、新艺剧院戏码不断，看他们的戏不是难事。走进拙政园、狮子林、怡园，会时闻笛声悠扬，那是昆曲家、票友在厅堂轩阁拍曲清唱，有苍然老翁，有红颜少女，一样的抑扬顿挫，一样的拖腔绵长。评弹的鼎盛时期已过，但评弹在苏州早就走进千家万户，街头巷尾、茶馆广场随处传来琵琶三弦弦索叮咚，街市的大小商铺从早到晚在播放电台里的评弹节目，就像现在商店播放流行歌曲吸引顾客一样。现在的影视作品只要涉及30、40年代江南水乡城镇街景，都要插入评弹开篇徐调、俞调（甚至丽调）细绵软糯的唱腔，这确实是很典型的苏州城镇风情。60年代爱好评弹的陈云同志选在苏州养病，专在凤凰街凤苑书场听徐云志《三笑》，也让苏州的听客饱了耳福。江浙沪的名家在苏州城内外几十只书场竞相登坛，当年的这些名演员，还都是评弹流派创始人。电台的“空中书会”、广播书场每天两档节目把这些评弹名家的弹唱送到万户千家。现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苏州园林，在30、40年前，各个园子里都还是很清静的，不象现在车水马龙人如流，那园子颇具清雅幽静的古典之境。门票很便宜，学生们可以随意进出。拙政园、虎丘是5分（现在已是50元），狮子林、网师园3分，那时一根冰棍4分钱。中小学生的课业并不重，下午四点半放学回来就没事了。整个60年代，我与气味相投的同窗几乎每周选一个园子，把苏州八大园林轮番逛了十来遍。园子里的一草一木、曲径迴廊都是熟悉透了的，但是仍然看不厌春兰秋菊夏荷冬梅，看不厌城市山林山水雅趣、雨雪晴岚，看不厌厅堂的古玩摆设插花瓷瓶高雅凝重有风韵，看不厌款款漏窗托出移步换景的灵动流丽。还有那名人字画楹联题额让你重温从唐诗宋词、《古文观止》读来的知识，在那个充满火药味的时代这是饶有趣味的。迴廊墙上书条石篆刻的历代名家碑帖，吸引我们反复欣赏，琢磨不已，好多次都因昂首观看太久把颈脖扭酸了。苏州的许多传统工艺品种多而且精美，刺绣缂丝、丝绸织锦、玉雕木刻牙雕石雕、盆景插花、桃花坞年画、苏扇苏灯、乐器文玩，都时常在园林中展出，增设专题展览，不搞门票涨价，就像演唱会加唱是奉送的优惠。俞樾书写的“枫桥夜泊”碑竖在寒山寺内，古碑任人抚摩，感觉凝重的历史文化在手中迴流，不象现在还要外加一层玻璃罩。
苏州城内外更留下历代文人雅士遗迹，老苏州会一一道来。唐伯虎、金圣叹故居在桃花坞、海红坊，写小说的冯梦龙、沈三白住在十全街苍龙巷、仓米巷，苏州曾出过45位状元，而今这些状元故居在何街何巷，范仲淹、范成大、苏舜钦、文征明、张大千，钱谦益、柳如是同天平山、石湖、沧浪亭，拙政园、网师园、忠王府的关系又何在。苏州的许多小街小巷曲曲弯弯，走进去发现有深深庭院或者旧式石库门房子，俞樾、章太炎、金松岑、吴梅、叶圣陶、顾颉刚故居就散落在这些深街小巷中。我就读的小学在一条小巷里，当年只看到有气派的照壁，高高的门槛和风火墙，宽敞的厅堂。80年代初，我与一位已移居香港的小学同学重访故地，才知道这是近代维新思想家冯桂芬祠。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条幽细的小巷，据说曾触发戴望舒写下《雨巷》，那巷名“诗巷”。不远处，原松鹤板场文起堂，二道门内两侧是凝重雅致的青砖照墙，想见当年张府的气派，那是明代昆曲最早的演出地。而苏州大学西侧一所中学，曾是曹寅任职的苏州织造府，这位曹雪芹的祖父与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在此接驾多次，令人想起《红楼梦》。苏州过去曾有许多著名的刻书坊、藏书楼，传统文史在政治挂帅时代已经早被遗弃，但旧刻珍本、稀见本还时有在几家旧书舖露面，有识之士像郑振铎、阿英、黄裳还时来姑苏淘书。当然一般苏州市民不会一窝蜂去抢购珍稀本，但姑苏城里那一点风雅却是真的。《苏园六记》的编导刘郎在研究过苏州后，感叹道：“苏州，本也是一座风雅之城。”它处处显示出文化的存在，在在传递出艺术的信息。
那时代的苏州，犹如一户败落的书香门第，它已经被“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所抛弃，剩下衰败门庭零落草木。但是推开它的破墙门，走进去你就会发现里面堆着满架满桌的书籍，蒙着灰尘的名人字画在寒风中飘零。蒙尘的书香在告诉你这是人类的知识文化艺术在向你倾诉与呼唤。尽管这些都和日益阶级斗争化、政治化的时代格格不入，日益别扭不对劲，但苏州人仍旧迈着过时的步调，欣赏落伍的文化。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都在彻底毁灭之列。1966年6月的一个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八点钟的“新闻联播”中报道北京大学学生到王府井大街“破四旧”，《人民日报》社论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第二天古老的苏州城也动起来了，中午有人从观前回来说，江苏师院的大学生在观前街“破四旧”，砸掉了“松鹤楼“的招牌，那是一块两百多年的老招牌。于是，我亲见我的祖父将心爱的瓷器捧到大门外，当街摔个粉碎。
按照现代心理学，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恐怕是青少年时代的影响。苏州对我的影响，很难具体说哪一桩哪一件。但那种文化与艺术的影响，或者说文化和艺术的熏陶，却使我后来从事文艺评论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我在大学里，曾读过不少文艺理论、美学概论的书，那些书也在谈什么是美、如何创造美、怎样欣赏美。但我不明白有些理论家们是否真知道什么是真正高雅的文化，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什么是值得赞赏的美。
40年前的苏州还没有电视，看戏听评弹，这种相传了几百年的娱乐，仍是当年苏州人的主要消遣。我的老家在苏州市中心边的一条旧街，那街宋代《平江图》上就有，闹中取静。观前街前后的剧院、影院、书场和茶馆、酒楼、商场、书坊形成苏州娱乐休闲文化中心，简直就是我们这些附近小孩的后花园。剧院门口那些光彩靓丽的剧照诱惑你走进剧场，昆剧、苏剧和京剧、越剧、沪剧、锡剧的许多经典名剧家喻户晓。我看的第一部戏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那是全国轰动，盛况空前。于是全家出动，带上小孩，事先反复关照：“电影院里灯黑了不能哭的”。后来果然没哭，因为那刻骨铭心的传奇爱情抓住了我的心，越剧的曲调也特别亲切动听。那一年我5岁（1954年）。看过越剧《梁祝》，就常在家里闹着要去看绍兴戏。昆曲《游园惊梦》、《痴梦》、《描容》、《写状》、《夜奔》、《小宴》、《挡马》和《占花魁》、《梅花梦》等苏昆名剧在开明、新艺两家剧院轮番上演，演员的知名度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那时的我不懂“追星”，不识名牌，但看的都是好戏，而演员就是今日誉满剧坛的“传”字辈、“继“字辈了。1957年我曾在苏州开明剧院看周传瑛、王传凇演《十五贯》，座位在花楼（即楼前座），休息时发现开明剧院的后排还是高高的长条凳呢。“访鼠”一场娄阿鼠从板凳底下一骨碌窜出，让我惊奇戏剧可以演得这样有趣。现在想来那应是周、王晋京演出载誉归来。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俞振飞、马连良、周信芳、盖叫天等大师的戏，无法亲见，但只要拍成电影的，我每部必看。《宇宙锋》、《游园惊梦》的细腻传神，让人反复品味。《徐策跑城》唱念做舞，一角到底，令我惊叹为了表现一个人的激情，周信芳创造出如此载歌载舞、激情洋溢的戏剧性场面来。各种地方戏曲越沪锡扬淮甬评晋豫吕湘赣粤潮川滇黄梅梆子秦腔莆仙戏等，都爱看。“文革”前十七年各种地方戏曲拍成电影的，几乎无一部被漏看。
相比之下，“十七年”文学中那些新文艺，许多描写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长篇小说、当代话剧，象《创业史》、《红日》、《山乡巨变》、《百炼成钢》、《千万不要忘记》，常令我硬着头皮也看不下去。《青春之歌》、《年轻的一代》让我这个青少年觉得很隔膜。林道静的爱情婚姻选择固然吸引人，但是为什么小说要把余永泽写得那么坏，余是北大中文系学生，他专心读书就要受到嘲弄批判，而我也希望将来上大学多读书，专心读书的大学生难道就这样坏吗？1965年我们被组织去观看话剧《年轻的一代》，这是“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但心里觉得以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慷慨激昂的肖继业并不可爱，林育生因病要回上海，是人之常情，为何成了问题？今天看来，那些以政治标准第一、阶级斗争观念与革命现实主义为理论创作的新文艺，根本的问题是缺乏人性因而也失去了艺术的魅力。倒是那些“老戏”有魅力，经得起看，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有味。在那个时代主流文艺尚未严厉规范的一些民间的、传统文化领域，倒有真正的艺术存在（果然毛泽东后来要严厉指责文艺界“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东西”）。象京昆《群英会》、《野猪林》、《贵妃醉酒》、《琵琶记》、《生死恨》、《一捧雪》、《秦香莲》、《玉堂春》、《占花魁》，越、锡剧《梁祝》、《西厢记》、《白蛇传》、《红楼梦》、《碧玉簪》、《珍珠塔》，甚至沪剧通俗剧目《雷雨》、《啼笑因缘》、《碧落黄泉》、《杨乃武》，都是充满着对人性的剖析与展示，富有人情味与人性美。
这些戏的结构堪称一流，情节与冲突的安排总是富有戏剧性，扣人心弦。例如《情探》，王魁负心，使桂英含愤自尽，发誓复仇，阎王让判官带领屈死的桂英鬼魂前去活捉王魁，但临到相府，桂英却跪请判官爷，婉转陈词只要王魁肯回心转意，就不再追究。这是多么富有人情味的鬼魂。紧接着戏剧就推向全剧高潮：“情探”。按照当时革命现实主义与典型人物塑造理论，这样的戏和人物是不可能被创造出来的。直到高一，我读到曹禺的三部话剧，立刻被他浓郁的情感和讲究的台词打动了，激动不已。曹禺戏剧是我唯一热爱的话剧。我一直认为中国话剧的成就远远不如戏曲，戏曲是中国戏剧的卓越代表，即使20世纪和将来也是如此。我是因为大学中文系不研究戏曲才去研究话剧的。
苏州人都是从小就听评弹，评弹已成为苏州人家每晚必备的菜肴与功课。我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中长辈去书场听书，放学回家的路上在附近茶馆书场听“戤壁书”，观前附近的几家书场离家都很近，每月的演出情况都知道，稍大了就自己去听。苏州、久安、吴苑、凤苑都去听过。影响最深的，还是在苏州书场听徐云志、周玉泉说书，的是大家风范，表演完全放松，就像家常谈话，轻松风趣，活灵活现，传神得很，全场毕静，似乎一回书很快就完了。我还曾经等退票得以在开明楼上最后一排听中篇评弹《芦苇青青》。那是“文革”前，严雪亭、张鉴庭、朱雪琴、郭彬卿等上海评弹名家群体在苏州的最后一次精彩演出。我从12岁开始大约有四、五年光景，每晚必听一回电台“广播书场”的评弹节目，听完了再做功课，一天不拉，即使升学考试也决不耽误听评弹，听评弹就像现在有的中、小学生上网有了瘾。那些著名长篇评弹《三笑》、《杨乃武》、《珍珠塔》、《白蛇传》、《三国》、《隋唐》、《岳飞传》，每部都一回不拉。当年的名家徐云志、周玉泉、刘天韵、严雪亭、蒋月泉、张鉴庭、杨振雄的说书，都聆听过。因为对苏州评弹的痴迷，连带阅读了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的《武松》，对扬州评话的入木三分的细致深入和“康文辩罪”时师爷咬文嚼字的文化特色，赞叹不已。苏州评弹的语言艺术，它的说表特点，它以语言与音乐来塑造艺术形象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点，随同我那时读的一些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三言二拍》（以上是在做小学生时读的）和《红楼梦》（初一时囫囵吞枣地读过），偷读的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那时属于地下读物），都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象。
若问苏州评弹和我从事文艺评论有何关系？我也曾这样自问。我想，还是曹禺说得好。曹禺虽然是北京人，但也很欣赏苏州评弹。他听杨氏兄弟《西厢记》，盛赞苏州评弹，概括评弹的艺术特点是，除了说、噱、弹、唱外，还有“评”。通常把苏州评弹艺术概括为前四者，而这位戏剧大师特别提出第五性：“评”。我想，曹禺应该是比较了戏剧与评弹的异同后，很鲜明地感觉和把握到评弹的这一特点的。“评”者，评述、评价、评论、分析也。评弹的前身，可追溯到宋元“讲史”、“平话”（“平话”即“评话”）。南宋罗烨《醉翁谈录· 小说引子》称讲史是“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元代称为“平话”，现存最早的《三国志平话》。宋元说书人的“讲史”、“ 平话”已带有评论，批评的成分，就是将历史评述、评析给观众听。苏州评弹是叙述艺术，不象戏剧将一段情节在舞台上再现给观众，评弹是将一段故事叙述给听众知道。在叙述中，说书人要将这段情节、冲突、戏剧性、人物分解、分析开来，他“一张嘴难表两下里事”，他要分解开来叙述。这一段情节的来龙去脉，书中人物的错综复杂关系，戏剧性冲突如何产生？各人的歹毒如何？他（她）是如何说的，但心里又是如何想的？他（她）如何应对对方？其结果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例如在《庵堂认母》中徐元宰与智贞如何从开始的互相惊讶到怀疑，从盘问、猜测、质疑到试探、确证，其中经过了复杂的心理探测过程。在戏剧中，仅是两位演员的对话与唱，而评弹的演唱就把这两人的心理微妙变化细细地分析出来，一层又一层，层层深入，象一次心理侦探分析，不仅让你知道徐元宰与智贞说了些什么话，而且演员边说唱边分析给你听：他（她）为何要说这句话？为何这样说而不那样说？他（她）心里是怎样想的？他（她）为何这样回答而不那样回答？他（她）心里是如何考虑的？评弹演员还不时的穿插一些幽默、风趣、简洁的点评。这样的点评点醒了书情，也沟通了观众、演员与书情。当话剧导演与演员遵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绞尽脑汁为一段台词挖掘潜台词与心理动作时，评弹演员已将这段书情发挥得淋漓尽致，细微深入处曲径通幽，令人惊叹不已。在叙述书情中，有细致的心理分析与风趣、幽默的评论，这是苏州评弹的一大特点。我想这就是戏剧大师曹禺所概括的评弹艺术的第五性：“评”。我后来研究戏剧，研究曹禺戏剧人物时，如果说能做得深入细致些，大约同评弹对我的影响有关。初中时，我读到徐昌霖的连载文章《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1962年发表）。我曾看过徐昌霖导演的喜剧片《球迷》、《大李小李和老李》，令人捧腹大笑。徐昌霖这篇文章专谈电影艺术如何向评弹学习，评弹艺术如何如何好，令我眼界大开。我把全文手抄一遍（何其芳、蒋和森的文章，我都手抄过）。从徐昌霖这篇文章，我懂得原来我们周围不经意的生活、我们平时当作娱乐消遣的评弹中，还有这么多学问和讲究。各种艺术是相通的。
我从评弹学习了什么？我认为，苏州评弹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应该用“杰出”两字来评价，而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优秀”、“出色”。这一点，至今尚未被人们所认识。以我近二十年来专事文学、戏剧研究的阅历看，我愈益认定苏州评弹的文学价值堪称“杰出”。苏州评弹的每一部长篇弹词、评话，都是一部了不起的长篇小说，它的长篇情节结构，悬念设置、戏剧性提炼、人物塑造、对话艺术、心理刻画、叙述手法等方面的文学成就，毫不逊色于古今中外那些著名的长篇小说。一部长篇能连续数月吸引听众天天来听的，正是它绝妙的语言艺术的魅力。评弹艺术家们对评弹语言作出了无与伦比的杰出创造。吴方言所特有的幽默、风趣、轻松微妙、鲜活生动、抒情传神，被评弹艺人发挥得出神入化。各种表与白的交错穿插，使苏州评弹叙述方式不断变化，避免了故事叙述单调平板。虽然评弹演出不化妆，书情是被叙述出来而不是象戏剧那样被再现出来，但书中人物一如鲜活的呈现在观众面前。在苏州评弹中，这样出色的长篇书目，不是一、二部，而是一、二十部。评弹文学，也可称为“吴语文学”，不仅地域风格独特，而且其艺术成就不凡。只是由于吴语文学一直被排斥于文学研究的门外，未被发现和重视罢了。
最令我赞叹的，是对书中角色心理的极为精细的、深入透彻的刻画。评弹把通俗故事讲活了。评弹是以对书中人物心理的刻画，展示与发展书中人物的心理与心理冲突，来推动书情发展的。评弹艺人善于抓住关键性情节（“关子书”）或过渡性情节（“弄堂书“），深挖细抠，精雕细刻，挖掘出人物的心理活动，真可谓是“曲径通幽”。他们让书中人物与人物之间发生心理试探、较量、角逐、冲突，还辅以一连串生活细节，籍具体的细节激发心灵的碰撞与语言的交锋，充满了情与趣。这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真趣的佳境，在评弹书目中不胜枚举，如七宝楼台，满目琳琅，形成苏州评弹这座文学宝库。评弹最通人性，最懂人性。评弹艺人不靠什么文艺理论去指导创作（幸亏没有），他们以自己的悟性、自己的心灵去体验与想象书中人物的心理，他们也熟谙听众的接受心理，知道怎样的书能抓住听众。他们是真正懂得人、真正懂得人心理的艺术家。
艺术，就是要通人性、通人情。塑造人就是要透彻地挖掘人心、表现心灵。这是我从事文学与戏剧研究时，苏州评弹给我的启示。
2003年4月18日
苏州网师花苑读万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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