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正处在“文革”中后期,那时候自己买不起书,学校图书馆里也藏书“羞涩”,可读的书不多,于是鲁迅先生的《呐喊》成了我经常借的一本书。其中《社戏》看得遍数最多,以至现今模糊了小说的情节,却仍清楚地记得反复看它的原因是我的家乡也有“社戏”——唐山的“皮影戏”。
那时候家乡农村的物质文化生活双贫困,只有具备“条件”的村子里才有自己的“皮影”(当地人俗称“唱影”)班子。看“皮影”戏对当时的村民们来说,堪称村里的“文化盛事”,所以我对此至今仍有深刻印象。
虽说是“文化盛事”,但实际上演“皮影”戏并不复杂,只需在村儿中央的街上搭个台子,四周用毡布围起来,台子前方挂一块白色的幕布。台子可以用土坯搭,毡布可以从生产队借用。因此,所谓“条件”,一是台子前方的那块白色幕布需要一次性投入几元钱;二是必须得有足以搭起班子的“皮影”人才。显然,后者是能否搭班子的决定因素。
我们村儿“皮影”班子是在一个叫文光的人牵头搭起来的。他唱旦角儿,音色清亮、娇美,相当够水准。如果只闻其声,你绝对想不到他是一个大脑袋的中年壮汉。基于年龄差距,我对他的了解比较少。只知道他的父亲是我们村儿有名的文化人--私塾先生。先生的脑袋长得比其儿子还要夸张。说话慢条斯理,每开口必先摇头晃脑。有了这样一个文化人父亲,文光及其弟妹们不必进学堂也能满腹经纶。印象中的文光组织能力很强,他不仅带头组织了戏团,还曾经多次连任生产队长。只不知什么原因,他一生未曾娶妻。
平时,“演员”们只能在繁重的农活之余聚集在文光家里排练。准备演出时,他们就组织村里的一些年轻人,搭起台子。正式演出时,幕布上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用驴皮雕刻出的古代戏剧人物(俗称“影人儿”)。这些“影人儿”随着演员演唱的唱词内容,做着相应的动作。“影人儿”原本是无生命之物,怎么会动呢?原来,它们的手脚上都绑着铅丝和秫秸竿,有人专门在幕后操纵它们,这个角色在我们当地俗称“耍线的”(与木偶戏大同小异)。“唱影”者的演唱和“影人儿”的动作的默契配合,是“唱影”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因而“耍线的”的在班子里的地位举足轻重。演唱的剧本则是村里流传下来的古代戏剧线装本。“唱影”和唱歌有很大区别。首先,唱歌是既见其人,也闻其声;“唱影”则只见“影人儿”,但闻其声。其次,唱歌是用本嗓演唱,而“唱影”则是用假嗓演唱。在演唱的时候,演唱者用大拇指和食指紧紧掐住喉结偏上部分,根据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分别发出生、旦、净、末、丑的声音。
我哥哥是负责“耍线”的,由于水平不凡,甚至被同伴尊称为“耍线大王”。尽管“唱影”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是由于一般人不允许去后台,所以也就给听戏的人留下了一个悬念。有一次,我趁给哥哥送饭的机会到后台去了一次。但见那些演员们一个个掐着嗓子,伸长脖子,或等待或演唱。在卖力地演唱时,活像一群公鸡在集体“打鸣”。即使在等待的时候,他们也仍需掐着脖子时刻严阵以待。卖力地唱过之后,往往一个个脸红脖子粗,活像一群刚刚斗罢的公鸡。那场景实在令人忍俊不禁,至今记忆犹新。
在那个精神贫瘠的年代,尽管“皮影”戏不是孩子们所推崇的,但能看到“皮影”戏也足以堪称精神享受了。况且,当时在我们村里连一本古典名著也找不到,我就是在“皮影”戏里,认识了曹操、刘备、张飞、关羽......
虽戏称“皮影”为“社戏”,但其与鲁迅先生的“社戏”在形式和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就连演出的时间也截然不同。“社戏”的演出时间基本在初夏,而“皮影”戏的演出时间则绝对不可能是初夏,因为那正是农忙时节。我们看“皮影”戏只能等到农闲时节,大多是在冬天。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