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腔《关中晓月》看郑怀兴新编历史剧创作

从秦腔《关中晓月》看郑怀兴新编历史剧创作——文人情怀 文化情结 人文品格

由郑怀兴编剧、齐爱云主演的秦腔《关中晓月》以清末陕西泾阳女商人周莹为原型，巧妙地将周莹的传奇故事与“关学”文脉的守护传承结合起来，主题超拔厚重，剧情曲折传奇，人物丰满立体，可以说是一部“为往圣继绝学”、“为史剧树楷模”的优秀新编历史剧。该剧所承继之“往圣绝学”，既是关学、儒家之绝学，也是商家安身立命之绝学，更是“戏家”写戏编剧之绝学。总结该剧和郑怀兴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探索，对当前新编历史剧创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超越地域文化与商人文化

《关中晓月》是齐爱云给郑怀兴出的“命题作文”。郑怀兴的历史剧创作，总是能在既定的题材束缚下、常见的创作套路中，挖掘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在《关中晓月》中，郑怀兴对题材文化内涵的挖掘，经历了由晚清商英（即周莹）——晚清刘古愚——宋代张载——关学的过程：不但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作为秦商文化代表的商英（即周莹）诚信、宽厚、善良、仁义等优秀品德，而且通过解救关学大儒刘古愚，把眼光投到秦商文化背后更加悠久和深厚的陕西文化和关中学派，写出了孕育商人文化的地方文化、传统文化，眼光更深邃，立意也更高远。

秦商文化和关学的契合点，就是与周莹同时的关学大儒刘古愚。发现刘古愚，是郑怀兴创作《关中晓月》最精妙、最高明的地方。这是撬动由写商人小文化到写传统大文化的关键支点，因而奠定了该剧阔大深远的文化格局。剧中，连结商界奇女周莹和关学大儒刘古愚的节点，是商英进步的经商理念和与维新派之间若隐若现的关系。历史上周莹与刘古愚之间可能没有直接的交往，但是周莹接触过并接受了维新派思想却是事实，这就架起了商英与刘古愚之间的桥梁，为郑怀兴的创作提供了可能的空间。郑怀兴在周莹一生的传奇经历中，选取她资助慈禧、被封为“护国夫人”这一人生重大事件为表现重点，将刘古愚的命运巧妙拼接进周莹的生活之中，赋予周莹资助慈禧以营救刘古愚的崇高动机，以此确立了借秦商文化写关学精神、传承中华文脉的创作主旨。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中说过：“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塑造秦商形象、张扬秦商文化、守护关学大儒、弘扬“关学精神”，就是《关中晓月》的主脑和郑怀兴“立言之本意”。这个创作主旨为主人公商业成功提供了思想文化支撑，以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创作手法，既规劝商业人士不要唯利是图，也呼唤经济大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守护，契合挖掘、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时代主旋律，这正是郑怀兴新编历史剧中强烈的现实关注和现代意识的体现。

虚实相生的历史剧编剧技巧

《关中晓月》是一部线索清晰、剧情曲折、结构严谨的传奇史剧。然而，小到一杯牛奶，大到八国联军入侵都有依据。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清朝末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垂帘听政的慈禧弃家国于不顾，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来到西安。生活奢靡的慈禧狼狈不堪地抵达西安之后，她最担心的事不是抗击外敌，而是担心维新派“趁国难图谋不轨”，要诛杀“南康北刘”之刘古愚，其次就是想喝牛奶，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郑怀兴慧眼发现刘古愚，却不能直接写刘古愚，他只是塑造商英形象、讲述商英故事的陪衬，是配角，那么如何写刘古愚，是非常考验编剧技巧的。要写商英营救刘古愚，但却没有直接救，郑怀兴又荡开笔墨，安排了刘古愚的学生于右任投书陕西巡抚岑春煊要诛慈禧、扶光绪的情节。此事史籍有载，但是此书并未投出去。然而郑怀兴却在剧中说此书已投到岑春煊手中，使戏剧冲突更加紧张激烈，而且借机表明刘古愚的政治立场：外患当前，不能制造内乱，以简约经济的笔墨塑造了刘古愚忧国忧民、顾全大局、不计个人生死的大儒形象。

无论是对人物、事件的取舍，还是商英营救刘古愚的一波三折，《关中晓月》都充满戏剧性。其中最精彩、最核心的部分，无疑是“双寡夜谈”一场。郑怀兴注意到史料中记载周莹觐见慈禧后二人曾有过密谈，以创作的敏锐眼光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发现了其背后可供充分驰骋想象、挖掘人物心理、探究人性奥秘的原始素材宝藏。那天晚上，慈禧与周莹究竟谈了些什么，不但不会有外人知道，即使知道也早已消散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是艺术家却可以在具体的情境中去虚构、去创造：谨小慎微却胆大心细的商英，把这次觐见看作一次与“街坊大娘”的唠嗑。随着交谈的深入，商英谈到族人谋夺自己家产，适时引入刘古愚。慈禧一听她费尽心机竟然是为刘古愚求情，勃然大怒，杀心顿起，剧情至此陡转直下。但是已经抱着必死之心的商英处乱不惊，镇静地对慈禧讲述自己所认识的刘古愚，讲关学，讲“横渠四句”。

“横渠四句”的出现，是该剧曲终奏雅的点睛之笔。然而，这句纯学理的、格言式的话，却是通过商英之口、借助聊天的形式，出现得那么自然，丝毫没有学究气。商英要说服慈禧饶过刘古愚，不但要讲刘古愚的乐于助人，还要讲他在复杂政治斗争中的安分守己，证明刘古愚只不过是一个希望国家强盛、忧国忧民的老病书生，而借助“横渠四句”来阐述刘古愚的政治主张和关学义理，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

刘古愚不但未被治罪，后来还被聘为兰州大学堂总教习，这是史实。然而，这是否与周莹、慈禧有关，是否与“双寡夜谈”有关，史藉未载，民间无传。郑怀兴充分利用文艺作品的想象、虚构搭起这种可能性，其中空白的玄妙，给观众留下无限想象发挥的空间。

丰满而立体的人物形象塑造

《关中晓月》通过史实的拼接穿插构建起剧作的叙事框架和叙事空间，对人物的塑造，则主要是借助虚构和想象，通过营造充满质感的生活细节和具体情境，深入表现人物充沛的情感和丰盈的灵魂。主人公商英既是一个成功而出色的商人，又是一个坚强而艰难的女人。郑怀兴对商英商人形象的塑造，并没有直接写她守家不易、经营有方，而是另辟蹊径，通过营救于右任、刘古愚这些经商之外的道义选择，来表现一个商人的文化担当，不但角度新颖，而且意蕴厚重。剧中商英作为商人的精明机变、审时度势、步步为营，都是通过她与官场人物岑春煊、李莲英、慈禧的交锋与周旋来表现。

商英商人形象的成功，主要在于作品生动刻画了她为人处事总是遵循着商人思维和商业逻辑。如果说借献奶牛以达到救刘古愚的目的是商英苦心经营的一笔“大买卖”，那么，最初她是从慈禧需要牛奶这一“市场需求”发现“商机”的。她决定先不计成本地“投资”——主动送牛。在岑府，面对岑春煊要求她带头捐银并举起手掌的暗示，她先故意“压价”，说是“五车粮草”，然后才又猜是5万两、10万两银子，这又表现出她善于讨价还价、斤斤计较的商人本色。李莲英意外来到岑府，夸赞奶牛送的好，太后很欢喜，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商英顿时想到接近慈禧的办法，当机立断，向李莲英请求面见慈禧。“生意”就这样一笔连一笔地“做”下去，剧情也环环相扣地进展下去。

郑怀兴在谈到历史剧的人物塑造时说：“历史剧的艺术虚构的天地在哪里呢？我曾经说过，在历史人物内心世界里。史学家记录历史人物的外在行动，剧作家挖掘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第六场“夜叹”就是郑怀兴深入挖掘并着力表现商英内心世界的重头戏。此时的商英，不但要应对岑春煊将捐款加至50万两巨款的外忧，还要面对族人刁难不许入祖坟的内患，是全剧冲突总爆发的关键，是人物情感最动荡的地方，最能体现商英的孤立无援、激愤难平、顾影自怜，是她最悲情、最孤独、最难过的时候。剧作通过商英将近30句的一大段唱，表现她出嫁以来经历的种种磨难，既补叙了商英的身世，又表现了商英凄苦绝望的心境，揭示了人物复杂纠结的情感世界，成为全剧最重要的抒情段落、核心唱段。

剧中的商英始终是大情义、大胸襟、大情怀、大担当的形象。我认为，商英形象充分体现了“横渠四句”的要义：不计代价救济灾民，是“为生民立命”；甘冒奇险营救关学大儒刘古愚及其弟子于右任，是“为往圣继绝学”；力劝慈禧放过刘古愚，避免了对维新派的赶尽杀绝，避免了内乱，虽不敢说是“为万世开太平”，但至少是“为清廷谋太平”。以此解读商英形象，才不负作者一片苦心。

一个关于陕西女商人周莹的“命题作文”，郑怀兴却把陕西地方文化、关学精旨写得如此之深、如此之透，实在令人叹服。也许很多观众在看《关中晓月》之前，可能知道陕西女商人周莹的传奇故事，却不知道刘古愚为何人，更不知道“关学”为何物。但是通过这个戏，相信许多观众都会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理念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关学精神、秦商文化”也必然会随着此剧的盛演传播到更加广远的地方。

郑怀兴是当代富有文人气质的剧作家，他的作品总是充满浓重的文人情怀和文化情结，总是能带动一个剧团甚至一个剧种人文品格和文化品位的提升，如《傅山进京》《布衣于成龙》之于山西晋剧，《赵武灵王》之于福建京剧，《青藤狂士》之于湖北京剧，《海瑞》之于海南琼剧，《北魏孝文帝》之于河南豫剧。相信秦腔《关中晓月》也会对当代陕西秦腔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