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剧团“改革”成“宰割”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来，中国大陆几乎所有领域都因改革开放而发生巨变。戏剧可能是变化最小的领域之一，尤其是在戏剧表演团体的体制方面，近20多年来，令人讶异地走在一条与中国整体上的改革开放逆向的道路上。现在的剧团体制比起文化大革命之前，比起改革开放之初，要更僵化，更远离观众和市场化的方向，国家化程度更高，更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资助，而且更缺少内在的与外在的公平与效率。
因此，剧团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其必要性与迫切性均不待言。
但是，如何改革却值得认真研究。
事实上，剧团体制改革并不是没有现成的答案与清晰的目标。在几乎所有经济与文化领域，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新政策都向着更有利于调动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方向发展，而这样的方向，其根本实质，就是国家、政府管理部门设计一整套逐渐放弃对行业具体运营的指令甚至指导的退出机制，由此完成其身份与角色变换。可一经落实到戏剧改革的具体细节、戏曲个性及演员群体的特殊性等方面，如果设计不周，就容易产生“双刃剑”的效果。
因此，改革不仅要趋利，也要避害。

剧团的机械合并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它使各剧团的创作与演出能力受到极大的影响。
近两年不断传来剧团撤并的消息，一些地方政府强制性地将多个剧团合并成大规模的“剧院”或者“集团”，成为当下最流行的“改革”措施。除了江苏演艺集团这个始作俑者外，最近云南省昆明市将滇剧、花灯剧团归并到歌舞剧院，在此前，更有经历两年反复终于成为既成事实的西安秦腔剧团体制改革，主管部门下令将市属4家国有秦腔剧团经撤并后统属新成立的“大秦腔剧院”，继而将它划归企业管理。昆明和西安的改革方案与措施既典型又充满争议，与江苏演艺集团的改革既相似又更为大刀阔斧。它们的相似之处就在于，经过“改革”，剧团的数量以及人员都大幅度削减，整个剧团的人员结构均发生巨大变化。这些“改革”的个例虽然普遍受到业内外人士的质疑，却屡受未经深究的舆论和不明细节的领导赞赏。这些改革措施很少考虑到表演艺术的特殊规律，简单化地将经济领域的改革模式搬用到艺术领域，并且丝毫不顾及艺术的传承，对民族文化传统采取非常粗暴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改革”，事实上正在成为对戏剧艺术的“宰割”。
在剧团的功能改变方面，江苏演艺集团和昆明、西安的剧团改革，不能说没有特殊的思路。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些个例都努力在使剧团脱离政府的行政序列，转而成为独立核算并且需要自主经营的文化企业。只不过将数个剧团合并成一个大的“集团”并进而企业化的方式是否合理与有效，目前还是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由于这样的“集团”并非由经济的需求自然组成，完全是行政长官一纸指令的结果，必然带来许多后遗症。江苏演艺集团内部不同剧种的矛盾在集团组建之初就已经存在并且一直存在；昆明的改革则导致滇剧和花灯戏这两个云南重要的地方剧种的优秀演艺人员完全沦为表演中的配角；西安市的改革则使原有的4个历史渊源、艺术风格和受众群体均不相同的秦腔剧团，丧失了它们自己数十年来形成的鲜明特色。
问题当然不在于剧团企业化，类似于江苏演艺集团等单位将剧团企业化的思路，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经是文化部的主导方针，只是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干扰，现实始终与这一方针背道而驰。20世纪80年代以来，同样也是左的思想妨碍了各地将剧团企业化的努力，而陆续出现的那些让剧团与企业“联姻”的措施，则罕见成功的个例。其间，不少剧团尝试过独立地或通过政府的鼓励，让企业以挂牌形式赞助剧团，然而多年来除了获得短期的经济支撑外，基本上是经历一番折腾后又不得不回归原状。所谓“转轨”事实上只是在将政府的负担转嫁到企业而已，它的根本缺陷在于始终无视戏剧作为娱乐业之组成部分在演出市场上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因而这样的改革，就不能从体制的改变获得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以行政的措施导致一大批优秀的中年表演艺术家离开舞台，已经直接导致戏剧表演水平的大幅度下降，而且极易引起连锁反应。
由于此轮体制改革注意到此前数十年以低收入奉献了青春年华的演艺人员的补偿问题，各地都出台政策，允许甚至是鼓励有30年或25年以上工龄或超过45岁的演艺人员提前办理退休手续，以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有所保障。但始料未及的是，各地符合条件的中年演艺人员普遍出现俗称“抢政策”的现象。或者被迫，或者主动，他们几乎全部选择提前退休而不是继续留在改制后的剧团内，然而这又引起各地演艺人员们最强烈的抵触和不满情绪。因为即使那些主动选择提前退休的演艺人员，也有十分的无奈和不得已的苦衷，这里体现出演艺人员对即将企业化的剧团可能面临的风险的普遍担忧，而这样的担忧并非毫无来由，从已经实施改革的上述几个院团看，企业化之后演艺人员的未来很难有充分的保障。
改制中对有多年工龄的演艺人员实施优惠措施完全是合理的，但可惜这一过程中的制度设计，完全着眼于中年演艺人员的退出机制，而并非在于如何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按照最理想的状况，这些已经安然享受了国家政策性补偿的中老年演艺人员，未必不能再出江湖，重登舞台发挥余热；然而，他们以何种身份重登舞台以及如何获得演出许可等关键问题均未曾得到很好处理，加上提前退休的强烈挫折感，在这样的前提下，事实上他们只能赋闲在家。
大批中年演艺人员提前退休之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许多有悠久传统的剧种，表演艺术家往往要拥有相当长的舞台实践经历才趋于成熟。演员是个特殊的职业，往往进入很小戏校时就开始计算工龄，25年或30年工龄的演员正处于演艺生涯的顶峰，恰好是舞台经验最丰富，也最具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的群体。而且，目前正处中年的一批演艺人员，刚好是文革结束后培养并且登上舞台的，与年轻演员们相比，他们是经历相对完整的传统戏剧训练的最后一代，因而是大多数传统经典剧目最后的传人。离开了这批演艺人员，许多剧种的表演艺术传统就有可能中断。以西安的改革为例，有百年历史的易俗社在并入“大秦腔剧院”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一级演员都办理了退休手续，这种被称为“断血脉”和“一刀切”的改革，已使得这个曾经声名卓著的剧团原有的保留剧目，很难再现舞台。
改革的目的，从市场角度出发，应该有利于繁荣戏剧艺术的创作与演出，满足民众文化娱乐需求，提升国营剧团在艺术市场中的竞争力；从文化角度出发，应该有利于保护与传承优秀的民族艺术，激励一代又一代艺术家迅速成长，并且为让他们创造出无愧于民族与时代的艺术精品提供必要的条件。衡量改革的成败得失，也要从这两个角度加以评判。而改革的成功，需要调动演艺人员与政府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并非政府主管部门一厢情愿就能完成。如果一场改革没有剧团演职员的主动参与，要想取得成功，简直就像天方夜谭。西安的剧团改革曾经走在全国戏曲剧团的前列，著名的“五一剧团”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率先走出成功的改革步伐。然而多年来这些由优秀演员领衔的自发的成功改革经验不仅没有得到重视，改革反而重新回到由上而下的、忽视剧团演职员主体地位的老路，这是值得叹息的。
当然，面对这场改革，笔者也并不认为目前仍在国营剧团内的表演艺术家们只能扼腕叹息。各地的戏曲剧种大多历史悠久，艺术积累丰富，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正如西安30家戏曲茶楼的存在，非常鲜活和有力地证明了秦腔的生命力一样，无论是在南京、西安还是昆明，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民营的表演团体的活动。借国家最近出台鼓励民营剧团发展的政策这一东风，如果艺术家们能抓住这一机遇，如果有更多的民营资本介入戏剧演出市场经营，相信仍然有光明的前景。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纵然我们不指望文化主管部门锦上添花，至少，政府的政策与措施不能落井下石，成为掣肘这个市场发育的消极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切忌成为简单化的宰割，即使是那些已经成为事实的改革个例，有关部门仍需要三思和慎重。

（摘自 《凤凰周刊》 2006.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