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秦腔

每到临近春节的时候，总免不了想起家乡的秦腔来，想起秦腔的时候，总感觉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摄魂。

秦腔走进我的生活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样子，那时候在家乡的农村，有两件大事令所有的大人小孩都兴奋不已，一件就是土地包产到户，农民的脸上开始有了前所未有的笑容，另一件大事就是一到过年，把不知废弃了多少年的戏台收拾干净，开始装模作样地唱起戏来。

自从开始唱戏以后，那种空前的新鲜感带给村里大人小孩的喜气，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村里找几个有点“唱功”的，再去县城请来一位“师傅”，吹吹打打，先是练习了几天，就正式上台表演了。

那时候我还小，后来才明白，其实那时候唱的，还不能完全叫做秦腔，只是秦腔的一个分支。听上去跟秦腔是一个调，可到懂行的人那里，说的有板有眼，头头是道。而大多数的人只是笼统地称做“唱戏”。

唱戏是要有戏衣的，还要有那些吹吹打打的家伙什儿，村里有头有脸的人把村里仅有的几件值钱玩艺儿拿去换了几件戏袍、戏帽、戏靴子，加上原有的板胡、鼓点，其它缺少的乐器、戏装和化妆用的东西，全是临时找来顶替的，反正差不多能用的全都用上了。就这样一场不完不整的《铡美案》，半个月下来，台上的会唱了，台下的人们也都差不多八九不离十。

那以后，不管谁家娶媳妇、嫁闺女，还是谁家老人过世，凡是村里认为是大事的，红事白事都要收拾戏台唱上几折。会唱戏的都成了村里的名人、红人，唱功好的更成了大红大紫的人物，他们也有了各自擅长的角儿，什么老生、小生、旦角、丑角，什么吹胡子、瞪眼、甩袍、抖翅儿，什么快板、慢板、二六、苦音，都开始有了一定的讲究。

戏本也由《铡美案》一本，增加了诸如《宝莲灯》、《杨家将》、《蝴蝶杯》等等，慢慢丰富了起来。演了一场又一场，看了一遍又一遍，百演不衰，百看不厌。各村之间相互外交拜年，带着除了戏台以外的所有物件浩浩荡荡地“巡回演出”一番，是最为隆重又不可缺少的礼仪。

茶余饭后，田间地头，人们的谈论离不开戏里的人物和戏里的情节，就连教育孩子，恋爱相亲，也总是拿戏里的人物说事儿。孩子们耳濡目染，从戏里知道了许许多多感动的故事，也了解了许许多多的历史典故。

趋炎附势、贪图富贵、喜新厌旧的陈世美作为极端反动的反面教材，成为大姑娘小媳妇们教育自己丈夫的有利武器，动不动来一句：“不要良心的陈世美！”那她的丈夫肯定会俯首帖耳，惟命是从。

杨家将的英雄事迹，通过戏台的表演，深深扎根于每个人的心中，为了宋室江山，杨家将敢于牺牲的精神，佘太君大义凛然的气概，杨宗保与穆桂英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都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

秦腔已经深深地置根于家乡人民的心中，也深深根于大西北秦陇父老的血脉里，秦腔激扬澎湃的旋律，铿锵有力的唱腔，每一句每一调都凝聚着大西北人民豪放不羁的性格，凝聚着人们的苦难、体现着人们的欢乐、寄托着人们的希望。

秦腔，只有秦腔，才最能表现大西北人民的精神世界，正如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他的《秦腔》里所说的：“秦腔在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凡是到这些村庄去下乡，到这些人家去做客，他们最高级的接待是陪着看一场秦腔，实在不逢年过节，他们就会要合家唱一会乱弹，你只能点头称好，不能耻笑，甚至不能有一点不入神的表示。他们一生最崇敬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国家领导人，一是当地的秦腔名角。”

秦腔虽然没有江南戏曲的纤秀婉转，却自有独特的万般柔情。秦腔往往被称之为大喊大叫，殊不知这种震撼与有力正是秦腔的魅力所在。其实它不仅有激越、铿锵的放歌，也不乏柔婉、温情的细述，大西北每一个热爱秦腔的灵魂，早已与秦腔美丽而摄人的旋律一起合而为一，不可分割。

八十年代，曾有一旅居美国的老者，在行将弥留之际，总是若有所失，心有牵挂之状，儿女们不解其意，苦苦思索均不得要领，唯其老友来看他，知心会意，放一段秦腔，于是，老者愁容舒缓，微笑闭眼矣。

对深爱着秦腔的人们来说，秦腔融汇着血流，构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永远也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