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在近代日本的传播与井上红梅

内容提要：我们探寻中国戏曲走出去的传播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旅华的日本“京剧通”们对京剧艺术的翻译、介绍与传播。其中，井上红梅所作过的评介、翻译中国戏曲的工作值得重新认识。1920年代，井上红梅曾经活跃在上海一带，是一位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的传奇人物。2010年，井上红梅著《中国风俗》被收入日本大空社“亚洲学丛书”再版发行。他的中国戏曲研究随之重新受到关注。本文将通过具体的文献史料来阐释、评价井上红梅译介京剧的历史贡献。

　　关 键 词：1920年代/中国通/井上红梅/京剧文化/译介/对外传播

　　作者简介：李莉薇，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广州 510631)；熊萱，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日语专业研究生(广州 510631)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课题“20世纪京剧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研究”(16BB021)；广东省特色创新项目“近代日本报人对中国戏曲的译介与传播研究”(2015WTSCX010)之阶段成果。

　　近年来颇受日本研究界关注的近代日本“中国通”井上红梅曾是一位活跃在上海、南京一带，研究中国风俗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翻译了中国明清白话小说和鲁迅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的传奇人物。2010年，井上红梅著《中国风俗》被收入日本大空社的“亚洲学丛书”影印发行。他在1920年代进行的中国戏剧研究也可谓重新进入当代的研究视野。

　　一、中国风俗文化的传播者

　　近代中国研究专家波多野乾一曾经说过，在中国热心演剧研究的日本人中有“北有听花，南有红梅”[1]的说法。在二十世纪早期评介中国戏剧的日本人当中，辻听花和井上红梅分别是北京、上海两地不能不提的人物。不过话虽如此，近代日本的“中国通”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而井上红梅更是因为其早期对中国文化关注点的偏差，往往为后人所诟病。

　　井上红梅生卒年不详(一说1881-1949？)，原名井上进，红梅是他的笔名，生于东京。井上红梅以“中国通”的身份为人们所知晓，长期旅居上海、南京等华东地区。所谓“中国通”，本无所谓褒贬，但学界对“中国通”的评价一般较为负面。清末小说研究者樽本照雄曾这样评价井上红梅，就是所谓的中国通。那类东西不值得引用[2]。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严绍璗也曾说，“当年鲁迅先生因为日本的‘中国通’井上红梅把他的小说《阿Q正传》译成了日文而十分生气”[3]。严先生认为像井上红梅这类深谙吃喝玩乐的所谓“中国通”所作的中国研究算不上学术。

　　尽管如此，近年来中日学者还是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鲁迅文学的翻译等多个角度深入研究井上红梅，重新评价、肯定了井上红梅对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贡献。

　　井上红梅是20世纪早期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国通”，但并不是以研究中国戏剧闻名的。井上红梅于1918年在佐原篤介(《上海周报》社长)、余榖民(《上海神州日报》社长)、石井柏亭(西洋画画家)、欧阳予倩、张春帆和木下杢太郎等中日各界名人大力支持下创刊《中国风俗》杂志，并持续办了三年，主要介绍“中国的五大嗜好——吃喝嫖赌戏”[4]。此外，他还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风俗社会方面的书籍。比如《中国女研究香艳录》(1921年，中国风俗研究会)、《中国风俗(上中下卷)》(1921年，日本堂书店)、《匪徒(土匪研究)》(1923年，日本堂书店)、《中国各地风俗丛谈》(1924年，日本堂书店)、《中国人的金钱欲》(1927年，东亚研究会)、《中国人的迷信》(1929年，东亚研究会)、《酒、鸦片、麻将》(1930年，万里阁书房)、《中华万花镜》(1938年，改造社)等等。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井上红梅出版了多种中国风俗文化方面的书籍，可见他确实关注中国风俗文化并热心传播这些风俗文化。

　　近年来中日学者对井上红梅及其译介作品进行了研究，但是人们对于他的生平经历还是所知不多。井上没有什么来头，也没有什么学历。贫困潦倒却只关注中国的黯淡一面，享受着“吃喝嫖赌戏”五大嗜好。然后又忽而转向为革命文学执笔，但其最终的结局也还是无人知晓。日本学者称他为“谜一样的人物”[5]。

　　井上红梅是传播上海通俗文化的重要人物，但又正如他自己所说，主要关注中国的颓废、黑暗的一面。关于这点，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从来中国让国人感到甚为奇异，而且大多是黑暗面。至于其光明的一面，我们祖先千百年来早已悉数尽学，已经化为我们的血肉，故而毫无奇异之感觉”[6]。正如当时的很多日本人一样，井上红梅景仰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并声言日本已经充分吸收消化中国过去的优秀文化，使之成为自己骨子里的血脉并世代相承。而中国社会的当代文化，尤其是某些“黑暗面”却是他们过去所不熟悉的。如果不是亲身来到中国是了解不到的，故而这些给予强烈冲击的“黑暗面”大大地吸引了他们的眼球。从商业出版的角度来看，满足读者对异域文化猎奇的心态也是扩大图书销量的一个手段。在编写《中华万花镜》一书时，井上明确说道：“此书多采录对中国感到奇异的方面，因此以揭露黑暗面居多。但这样并不是为了谩骂中国的丑恶，只是力求看到事物的真相”[7]。可以想像，井上红梅与辻听花、波多野乾一等日本报人大不相同，他对中国戏剧的观察也是从中国风俗研究的角度出发的。

　　二、鲁迅文学的最早译介者

　　另外井上红梅作为“中国通”备受关注，还因为他同时也是一名中国明清白话小说和新文学的译介者。他不仅翻译《金瓶梅》并且还研究了《金瓶梅》[8]。翻译了许多明清白话小说。1932年井上红梅翻译鲁迅作品《呐喊》、《彷徨》，由改造社出版一卷本的《鲁迅全集》，是日本乃至世界上第一本以“鲁迅全集”命名的书。后来，井上红梅又参加由增田涉任总主编的改造社发行的《大鲁迅全集》(1936)全七卷的翻译工作，陆续翻译了《药》、《故乡》、《孔乙己》、《狂人日记》等作品。可以说，井上红梅是鲁迅文学在日本的最早的译介者。在翻译中国文学的同时，长期旅居中国的井上还给当时日本的著名杂志《改造》、《文艺》投稿，内容多谈论中国事情与作家的信息。从一个专门醉心于猎奇中国风俗艳事的专家摇身一变而成为左翼文艺翻译家，事件本身也充满戏剧的味道。

　　不过，井上红梅备近年来受关注还有另一个原因。虽然是重要的鲁迅文学译介者，但是鲁迅本人并不认同井上红梅翻译自己的作品。鲁迅曾对井上的翻译提出不满，甚至可以说是严厉的批评。鲁迅在给增田涉的信(1932年11月7日)中这样说：“井上红梅氏翻译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并不同道。但他要译，也是无可如何。近来看到他的大作《酒、阿片、麻将》，更令人慨叹。然书已译出，只好如此”[9]。这段话里，鲁迅明确指出与井上红梅并非“同道”。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井上红梅这位“中国通”关注的是中国的风俗文化，这在当时的中日文化圈应该也是为人们所知道的。鲁迅自然看不起也不愿意与这些“中国通”有过多的交往。所以，井上红梅要翻译鲁迅作品，鲁迅不能不大感“意外”了。《鲁迅日记》1932年12月14日上也写道：“下午收井上红梅寄赠之所译《鲁迅全集》一本，略一翻阅，误译甚多”[10]。可见，鲁迅虽然对自己的作品翻译成日语颇感高兴，但是却相当不认同井上红梅的翻译，认为“误译甚多”，不符合作者的本意。

　　没有得到原作者认可的译本或许算不上好的翻译。然而，井上翻译的《鲁迅全集》可谓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今天我们如果检索《鲁迅全集》的日译版，依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主页上检索到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而且，日本著名的青空文库文学作品网站上已公开的包括《阿Q正传》、《狂人日记》、《故乡》、《社戏》等17部鲁迅作品的日译本，全都采用的是井上红梅翻译的底本。由此足以证明，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文学作品并非一无是处。恰恰相反，井上的鲁迅文学译本是广为人知的一种译本。井上红梅之于鲁迅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而言，是功不可没的译介者。日本作家佐藤春夫曾对井上的文笔大加赞赏，在随笔《曾游南京》一文中再三表达了对井上红梅的感谢。佐藤自认为对南京雨花台等处的描写实难与井上的《红土与绿雀》一文媲美[11]。日本学者评论说，井上红梅所写的文章有分析洞察力、思考性强，很有说服力。如果说《中国风俗》是他最早的著述的话，那么从那时起他的写作就已经娴熟地掌握完整的文体与方法[12]。可以认为，井上是有能力驾驭不同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