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戏曲剧本创作的基本分析

　　【内容提要】近30年来，虽然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危机日甚一日，但是，当代中国戏曲剧本创作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根据其内容，可以将已经搬上舞台的一千多部剧目分成四类：弘扬民族传统道德剧、伦理反思剧、人性剖析剧、士气倡导剧。颂扬传统美德的剧目，仍然受到广大草根民众的欢迎。表现旧社会人民反抗黑暗势力的剧目替代了纯粹暴露黑暗的剧目。思想先进、人物形象典型化，成了许多剧作家追求的目标。“不自然”，是近30年来戏曲文学创作的最大缺点。

　　【关 键 词】当代中国/三十年/中国戏曲/剧本/艺术创作/研究/审美

　　【作者简介】朱恒夫(1959-　)，男，汉，江苏滨海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博士后，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艺术论丛》主编，中国傩戏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戏曲学会副会长，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教学。研究方向：艺术学，影视评论，戏剧戏曲学。上海大学 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上海 200072

　　中图分类号：J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3-0072-10

　　自乾隆末年昆曲从舞台霸主的地位上退下来之后，虽然花部呈燎原之势，京剧又以其声腔的动人、演技的高超风靡全国而博得了“国剧”的赞誉，但是，戏曲文学却不断地衰弱，以至于观众后来只知道“老生三杰”、“四大名旦”以及各个戏班的“名角”了，编剧失去了往日的荣耀，而成了“打本子的”或“做幕表的”人。从清末到整个民国年间，几乎找不出几部能与《元曲选》、《六十种曲》中的剧目相媲美的剧本。

　　戏曲文学的振兴，应该说，是起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这与新中国的执政党欲将戏曲锻造成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而高度重视剧目的思想内容有关，也与彼时文艺领域深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体系的影响而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关。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文革”期间，无论是改编整理传统戏，还是新编历史剧、创作现代戏，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有一些剧目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成了当代戏曲代表性的剧目。如王颉竹、翁偶虹改编的京剧《将相和》、徐进等改编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田汉改编的京剧《白蛇传》、刘成基等整理的川剧《柳荫记》、邱忻与庄良生整理的评剧《秦香莲》、陆洪非整理改编的黄梅戏《天仙配》与《女驸马》、黄源等人整理改编的昆剧《十五贯》、陈仁鉴改编的莆仙戏《团圆之后》与《春草闯堂》、王冬青改编的高甲戏《连升三级》、孟超改编的《李慧娘》、范钧宏改编的京剧《九江口》、谢鸣等人改编的锡剧《珍珠塔》、杨兰春创作的《朝阳沟》、阿甲与翁偶虹根据同名沪剧改编成的京剧《红灯记》、汪曾祺根据文牧等人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成的京剧《沙家浜》，等等。

　　20世纪80年代之后，戏曲的编剧们为了改变戏曲日甚一日的危机状况，努力探索戏曲艺术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与时俱进的途径，力求戏曲的内容吻合当代的美学精神和人们的欣赏趣味，创作出了一大批与以往的戏曲剧目有着很大区别的作品，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数十位享誉海内外的剧作家。

　　纵观近30年来当代中国的戏曲剧本创作，可以根据其内容，将它们分成四类：第一类以《迟开的玫瑰》为代表的“弘扬民族传统道德剧”，这些剧目和优秀的传统剧目在思想上一脉相承；第二类以川剧《潘金莲》为代表的“伦理反思剧”，这类剧站在今日的时代高度，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理性的审视；第三类以京剧《曹操与杨修》、《金锁记》为代表的“人性剖析剧”，它们展示出了人性深邃之处的复杂性；第四类以晋剧《傅山进京》为代表的“士气倡导剧”，该类剧目希望文人修身养性，为社会培育浩然正气，以改变不断颓败的“世风”。新创作的剧目有千部之多，被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家级行会组织评为精品和优秀作品的也有近百部。总结它们的创作经验，剖析其得失，做出较为公允的评价，可能会对今日乃至未来的戏曲创作有一些启发的意义。因对魏明伦、郑怀兴、罗怀臻有专文评析，故而本文只讨论其他戏曲剧作家的作品。

　　一、颂扬传统美德的剧目，仍然受到广大草根民众的欢迎

　　尽管今日传统的道德观、伦理观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下和在商品经济的腐蚀下发生了变化，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明显地持续下滑，但是，社会并没有改变衡量人们品质与行为的道德标准，所用的依然是忠贞、仁慈、孝亲和节操高尚、诚信无欺、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等等，绝没有对鲜廉寡耻、见利忘义、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者给予肯定和赞扬。由不时听到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议论也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对目下社会道德衰败状况的强烈不满，心底里急切地呼唤着传统美德的回归。即使那些道德沦丧者，也不会希望社会成员都变成不忠不孝、尔虞我诈、见利忘义、叛家卖国之徒，因为真的到了那种境况，没有哪一个人会生活得平静、幸福，包括那些道德卑下者。

　　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百姓，他们更希望社会在传统美德的规范下和谐有序，因为只有河清海晏，政治廉明，在上者能够为民做主，造福一方，在下者安分守己，各尽所能，相互敬爱，谦让和睦，他们才少受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鱼肉欺凌，才能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个人与家庭的幸福，并获得做人的尊严。由于传统美德的施行于他们有利的感受不是今日才有的，而是代代都有的，于是这种累积性的体会便融化在血液中，变成了一种精神基因。这种认识很难受外界的影响，相反传统道德愈受挤压，他们倒会愈加维护。故而，他们对于颂扬传统美德的戏曲剧目由衷地拥护与赞赏。

　　古代的戏曲都负有高台教化的责任，所以绝大多数剧目的题旨都与弘扬美德有关，肯定、赞扬忠孝节义的品质，批判、谴责奸佞、忤逆、变节、无耻等行径。窦娥的孝顺守节、赵五娘的克己奉上、包拯的刚正不阿、岳飞的忠勇报国、周顺昌的大义凛然、况钟的为民请命等等，构建了民族美德方方面面的内容，它们在树立人们正确的伦理观、道德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文革”结束之前，执政者为了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有意识地将传统道德和“封建主义”画上了等号，不允许文艺作品宣扬传统美德。所以，不但“文革”十年中没有颂扬传统美德的剧目，就是“文革”之前的十七年，也很少有这类剧目。“文革”结束之后，社会风气在商品经济的腐蚀下不断败坏，人们希望愈来愈严重的精神危机由传统道德来挽救，于是，一批以颂扬传统美德为主题的戏曲剧目便应运而生。

　　这类剧目的代表作有甘征文的《八品官》、陈正庆与田井制的《六斤县长》、纪丁与王颂的《土炕上的女人》、陈彦的《迟开的玫瑰》等等。《八品官》与《六斤县长》的主题都是颂扬当代官员不谋私利，一心为公，千方百计为民众利益辛苦奔忙的高尚品质。可能由于剧作者对这类优秀官员的生活了解得并不多，加之始终以仰视的角度描写被歌颂的主人公，以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缺乏人的生气，观众总觉得和自己隔着一层，因而在情感上不能产生共鸣。倒是以普通人为描写对象的《土炕上的女人》和《迟开的玫瑰》，因其主人公朴实无华的品格，所作所为符合生活的逻辑，而让观众十分感动，心灵因而受到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