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前言

　　【作者简介】傅谨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京剧是中华文明的骄傲。

　　京剧是丰富而多元的中华文化的结晶，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近代以来中国广阔地域从王公贵胄、文人雅士到普通民众的文化娱乐追求，凝聚着从北到南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审美趣味。京剧是近代以来发育、发展最为迅速的艺术样式，在短短一百多年里，它走过了从萌生、发育、绚烂直到强势地对亿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全过程，留下许多令人探究与遐想的空间。

　　京剧研究是中国文化研究最为重要、内涵最为丰富的领域。京剧诞生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且恰恰处于近代学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然而，京剧研究的成果，却与京剧如此重要的文化地位极不相称，究其原因，固然可以找出许多，但有一个理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那就是研究资料十分缺乏。中国近代以来涌现出无数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更令京剧成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标识之一，然而京剧研究的成果，远远无法和京剧表演艺术的成就相媲美。中国戏曲学院从1950年成立至今60年的历程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京剧表演人才，但是对京剧的研究，显然严重滞后于教育的发展。这些现象，都与京剧研究资料缺少系统完整的搜集与整理有关联。2004年7月我作为北京市特聘教授调入中国戏曲学院，学院对我或有许多期待，其核心就是开拓京剧学研究，资料之难以获取，立刻就成为我最切身的感受。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到整个京剧研究学科，不难看到，其基础之薄弱令人惊讶，其中又尤以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粗疏零落为最。要想推动京剧学这个学科的发展，首先必须解决的难题，就应该是弥补京剧研究资料的严重短缺。全面搜集整理与京剧相关的历史文献，为同行学者们从事京剧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方有可能推动京剧学科的研究，这就是我们立意编撰这部《汇编》的动机。

　　我想这大约是京剧界和学术界、出版界很容易达成的共识，因此，工作的开头出乎意料地顺利。2005年北京市教委“人才强教”计划通过了我担任学术带头人的“京剧学研究”创新团队，编撰这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就是“创新团队”的主要科研内容；在几个月里，承蒙各地与京剧研究相关且有一定文献功底的专家学者欣然加盟，形成了最初的编撰群体；更有幸得到凤凰出版社的鼎力支持，项目顺利纳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计划和古籍整理重点出版计划。2006年4月份，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有各地专家学者参加的会议，《汇编》的编撰工作正式开始启动。

　　我最初的设想，是在各地专家学者们的支持下，全面搜集从徽班进京以来与京剧的诞生以及发展相关的所有重要历史资料。首先确定把剧本排除在外，不是因为剧本不重要，而是由于京剧剧本流传较多，积累丰厚，前人已经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它们的搜集整理固然仍需努力，却不像史料那么迫切。京剧脸谱和升平署扮相谱等等也是重要文献，但国家图书馆、艺术研究院都已经出版了各自的珍藏，研究者可以轻易得到。我们把资料搜集整理的对象，集中在还散落在各处的史料上，原来的计划，是要把所有重要的京剧历史文献，按时间为序分成近现代两部分，构成一部约1000万字，共分15卷的汇编。毕竟在此之前，研究者最常用的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及其续编，总共不过80多万字，而且其中已经包含了部分民国出版的以清代京剧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史料。

　　项目真正展开之后，我才渐渐意识到这项工程如此浩大，此前有关京剧历史资料匮乏的印象，与史料存世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计划一再修改，几年时间里，调整了编撰队伍，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逐渐进入视野后又调整了整体设想，确定先完成出版《汇编》清代卷。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其规模已经接近我们最初为《汇编》全书制订的方案。经过搜集整理后的文献字数，早就有《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许多倍。

　　原来从京剧诞生以来，仅仅从清中叶到清末的百来年，竟然就留下了如此之多的相关文献。这些史料内涵丰富，体例殊异。我们把这些资料分为10卷，分别是专书两卷，清官档案文献一卷，报纸文章三卷，其中《申报》专门列为一卷。笔记、碑刻和序跋、杂志类文献一卷，日记一卷，画报等两卷。这些文献中有一部分是从事京剧研究的同行们熟悉的，比如那些曾经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录的专书。但是大部分都是第一次以经过整理的方式集中面世。在专书卷，包括了多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珍稀文献，有古籍善本，也有稿本和钞本等，它们都是第一次得到整理。即便是《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曾经收录过的，我们也尽量找到原刻本，重新点校整理，弥补了前人不少疏漏；清官文献部分，虽然早就有专家研究与整理，但是搜集在《汇编》里的比前人们所见的至少多了一倍，尤其是包括了以前尚未有人整理过的“穿戴提纲”和清宫里排戏所用的“串头”，它是中国京剧早期最完整的舞台美术规范和导演手记；《申报》中有关京剧的文章，以前曾经有人搜集整理过，但这次我们做了竭泽而渔式的全面翻检，找到的相关文献，数量几倍于原来的整理本。更不用说我们还首次从《上海新报》《新闻报》《正宗爱国报》《顺天时报》等京津沪三地十多种清代的报纸里，搜集整理了100多万字与京剧有关的文献，加上台湾的两种报纸，成果颇为可观。清代的笔记小说和碑刻序跋向为人们关注，但我们在前人基础上爬疏钩稽，多有增订，提供了更多可资利用的丰富史料。还有韩国新近出版的《燕行录》，为我们提供了从外国人的视角看中国戏剧的新史料。我们甚至还从各种清人的日记里，爬梳整理出数十万字与京剧相关的记载。加上清末数种极为珍贵的图文并茂的画报、百代公司第一次在北京灌唱片的宣传册子等等，其中和京剧相关的内容之多，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这些资料就构成了现在我们所见的这部《汇编》。

　　因此，这些资料文献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如何编排这些资料，一直是个令人踌躇的难题。它们很难找到某种统一的方式，整理编排，其中大量的错别字和异体字的处理，也颇费考量。

　　为方便今天从事京剧研究或有志于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使用者，我们没有采用影印的方法。尽管影印是最能保持文献原貌的方式，但是影印的文献不便于使用，尤其是无法检索。我们要做的是一部让大家可以便捷地使用，尤其是让现在正成长中的青年学者们可以便捷使用且爱用的史料汇编。因此，收录在这部《汇编》里的所有资料都经过标点，采用简体横排的方式。不同史料里有大量异体字，只要不会造成异议，就尽量按照现在通行的文字处理。在繁简转换的过程中，当然会遇到一些难题，有时有可能增加某些史料的歧义；将原来多为竖排的史料改为横排，一些本就难以连读的文献，或许会因格式的变化，衍生出新的问题。这些都是《汇编》在确定是否标点，是否采用简体横排时令人踌躇的因素，但是，鼓励更多人、尤其是更多青年学者利用这批资料，投入京剧研究这一魅力无限的领域，才是我们编撰这部《汇编》的最终目的，所以，在确定编纂这部史料的基本方针时，如何给研究者提供更多方便，自然就是我们最为优先考虑的重点。尽管这些史料简体横排后，表面上与原始文献会有些出入，但如果研究者需要核对原始文献，也会因为这些史料经由于我们搜集整理，因而路径更为清晰，效率大大提高。我们现在的编排方式，是得失之间反复权衡的结果。

　　不过，文献里一些错字、别字和异体字、生造字的处理，需要稍做说明。如果从记录者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汇编》所包括的所有文献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人的记载，一类是艺人的记载。京剧的传承主要依赖艺人而非文人，京剧传承的主要途径是口传心授，而非通过文字记载的典籍。文人的记载，书写时固然会力求规范，但是由于他们记载的依据是艺人的口述，将口头叙述转化为书面文本时，难免会因误听、误记、甚至想当然的改动而出现错误；而戏曲艺人在传统社会里，身处社会底层，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的文字书写能力很难与文人相比，因此艺人记载的文献中，更会不可避免地包含大量错字和别字。既然京剧艺术的传承，重在口述，对于文字这种辅助性工具，艺人们就经常很不在意。所以京剧文献中的许多剧目、技法和艺人的名字，都常常出现同名异书、音同字异的现象。同样一出戏，剧名往往有多种写法；一个专用名词，可以有几种写法；甚至同一位演员，名字也可以有几种写法；至于简笔字、生造字和流行的或不流行的异体字，也屡见不鲜。除了生造字和异体字大致按现行汉字书写标准予以统一，我们并不主张按照通常从事古籍整理的标准，将文献中不同的书写方式完全规范化，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充满了错别字的文献，就是一种文化的特殊呈现，令我们透过这些文献，看到京剧艺人这个群体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何况有许多场合，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武断地认定孰对孰错。京剧本就起源于社会底层，诸多剧目辗转流播，许多剧名并无确切的称谓，即使是经过严格的考证，确认了某个剧目的正确写法，我们还是要正视一个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这些剧目在实际的流传过程中确实用过不同剧名。诸多艺人通用的术语，均由艺人口传心授代代因袭，旁人记录时会有多种表述方式，实属正常，关键在于我们用何种文字表述方式，在艺人们看来不会产生歧义，就已经足够。至于艺人的名字有多种写法，有时是因他们在不同年龄段，曾经用过不同的名字，有时只不过是随手用了同音字——艺人们并不总是很在乎他的名字怎么写，有时在同一页文献里，同一人的名字就会有几种写法，更不用说全书。在这里，保留文献的原始形状是有价值的，擅加更正，完全可能因此出现新的错误。京剧研究史上多有文人自以为是地去校正艺人的错误而错上加错、误导世人的例子，我们不想重蹈覆辙。

　　本书既名为《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所收录的内容，自当是与京剧相关的文献。但是事实上要准确界定哪些文献资料与京剧相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京剧界认为1790年扬州的徽班为乾隆皇帝祝寿晋京是京剧得以诞生的重要契机，但徽班进京不等于京剧诞生，也是毋庸争辩的简单事实。徽班进京孕育了京剧，但这个孕育的时期有多长，并无多少确切的事证可资推算。至于把“京剧”作为这种戏曲表演艺术的称谓，虽然在光绪二年二月初七（1876年3月2日）《申报》的报道《图绘伶伦》里已经出现，但直到1899年底的二十多年里，在《申报》大量相关的报道中，“京剧”作为一个单独的名词，只出现过4次，可见它远非人们习用的词汇。然而此时京剧作为一个独立剧种，早已成熟。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大致就是京剧经孕育而臻于成熟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最初的花部、乱弹、梆子、黄腔，到皮黄、京调、京戏等等，尤其是早期的乱弹和二黄，究竟能不能算是京剧，都很难用做出“是”或“否”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在这一过程中，除昆曲和弋腔（京腔）以外，徽戏、汉调、秦腔、梆子这些互有关联的剧种对京剧的诞生与发展起到过什么作用，产生了哪些影响，仍需要更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就在这过程之中，在全国各地广泛流播的乱弹、皮黄等等，它们与北京的乱弹、皮黄是什么关系，各地的乱弹和皮黄艺人的跨地域交流的现象，应该如何纳入到京剧历史进程中，还鲜有准确的历史描述。因此，京剧的渊源，在京剧历史上，究竟哪个时期可以确认“京剧”这个戏曲剧种的诞生，哪个时期可以算它的成熟，哪些剧种给予它何种程度的影响，它又对其他各地的戏曲产生了哪些影响，都应该是开放性的话题。我们不想通过一些经过精心选择的材料，暗示某些结论，宁愿最大限度地收录各种相关的史料，让研究者和爱好者们通过这些原始记载，自己去探寻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京剧的历史不能从“京剧”这个词见诸文献的时间开始计算，更不能从“京剧”成为这种戏剧表演样式的通用名词时开始算。既然京剧的渊源以及它诞生的过程，还在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阶段，那我想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宽泛地收录所有可能涉及京剧起源，发展过程的文献。因此，从这项工作一开始，我就强调我们对文献的选择甄别，要立足于“宁滥勿阙”的原则。在时限上，必须包括那些涉及徽班进京的背景与过程的材料；在地域上，不能限于京城；在内容上，不能限于乱弹和皮黄。我们希望这些史料以目前经过整理的方式问世后，学界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京剧的认识，京剧的历史轨迹会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的编撰过程中，我们得到全国各地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帮助。一些朋友为我们提供珍贵的资料，或提供资料的线索，更有多位学者将他们已经整理完成的资料，无私地提供给我们，对于《汇编》呈现出最大限度的完整性，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贡献。如果要在这里列出所有提供过帮助的人名，那将会是一个太长的名单。但无论如何，各位的贡献都已经镌刻在京剧史料搜集整理的历史丰碑上。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是一项大王程，仅清代卷的编撰就已是旷日持久。我们不敢说收录在《汇编》（清代卷）里的就已经是清代所有和京剧相关的文献，事实上就在这十卷的整理校订工作即将竣工之时，我们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有较高价值的史料，说明假如我们想要定目标为将清代京剧史料全部收录在内，只恐《汇编》出版遥遥无期。所以我们决定先出版这已经整理完成的十卷，而“补编”的编撰工作已经开始，至于民国卷的编撰，早就在计划中。编撰这样一套大书，我们深感各方面的准备都还十分欠缺，错讹不足之处，恐在所难免。还望方家读者不吝指教，以便有机会校订，并使得民国卷的编撰更臻完善。

　　我们期待《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的出版，能有效推动京剧学的学科建构与京剧研究，期待京剧研究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期待更多人通过和利用这些文献迈入京剧研究领域，期待京剧研究不断涌现出新的优秀成果。

　　这不是结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