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词中的错讹应该纠正

文化大革命，确是大革了文化命，致使得国人文化水平大为下降。"文革"后，时至今日，各个领域，都不断有用词不当与错别字连篇的憾事。以往不曾错的，被弄错；以往曾经纠正过来的复又回潮。表现在社会上的，如早在五十年前抗美援朝时就曾纠正的：只能说"打击侵略者"，而不能说"打击侵略者侵略"。侵略是行动，没法打击。然自"文革"后，"打击犯罪"、"打击犯罪分子犯罪"的标语比比皆是。实则犯罪也是行动。
三句话不离本行，做戏曲工作的，还得说戏词上的事。
从词上说：以往多少年一直写为《打鱼杀家》的戏名，竟被在"鱼"字上加了三点水。原为"萧恩打鱼"，而后"杀家"；加了三点水，有的人愣说是"吕子秋打萧恩这个渔夫"。岂不想许多四个字的戏名，都是一位主人公所做的事。如严兰贞《盘夫索夫》、杨四郎《探母回令》、秦琼《当锏卖马》、宋江《坐楼杀惜》、赵云《截江夺斗》等等，主人公都是戏里的主角。尽管这在《中国京剧》杂志上已有专家明确，可有些人仍然不肯放弃三点水。有人把"苏三离了洪洞县"，改成"低头离了洪洞县"。本是多此一举，而且这个"低头"，跟后边那个"低头出了洪洞县城"的"低头"重复。竟然人人争学。可荀慧生先生说的"倘若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当报还"，其中的"把命断"、"当报还"不成文理，原词应该是"薄命短"、"来生结草并衔还"，却没有人理睬。
从字上讲：《捉放曹》，陈宫唱的"听他言"一段，早年一直是"我先前只道他宽宏量大"，"既同心共大事必须要劝解于他"。"文革"后却把"只道"唱成"只望"，"同心"唱成"同行"。"只道"，是"只说"、"只想"、"只认为"的意思；"只望"，没有这个词，为"指望"之误。而"指望"，是"希望"的意思。曹操是否宽宏大量，不是陈宫"希望"能实现的。再者，"同心共事"是现成的词。两个以上的人，心里想的相同，才能够共同把事干好，"同行"，只是一起走，并没有是否心里想得相同的意思。还有，这段唱中的"水不能恋花"的"恋"字，也还有唱成"乱"的音者。《击鼓骂曹》，祢衡唱的"谗臣当道"一段，早年一直为"人言曹操多奸狡"、"明日自有我的巧妙招"，如今却唱成"多奸巧"、"巧妙高"。"奸诈"只能和"狡猾"连在一起，不能和"巧妙"连在一起。再者，祢衡说的是：明天会有"巧妙"的"招数"对付曹操，也就是"高招"。唱成"巧妙高"，就没有受事词了。《乌盆记》，刘世昌唱的"未曾开言"一段，早年一直是"务农为本颇有资财"，这才"奉父命上京做买"。"文革"后却唱成"商农为本"。那时候没有农工商联合公司，如果已是商农之家，后面的"上京做买卖"，就没有特殊性了。有人辩称唱得是"桑农"。桑农也是农，况且写词的人不可能论察刘世昌在家种不种桑树，养不养蚕。这与戏无关，不同于《桑园会》。还有《艳阳楼》，早年高登都是唱"我父在朝为首相，亚赛东京小宋王"，很能说明高俅的跋扈。"文革"后有人把头一句改成"我父在朝威名广"，就没有了特点。况且高俅的"威名"并不"广"，而是"骂名广"。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如不及时纠正，必致谬误流传，贻误后辈，有损于我国国粹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