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是王国维的故乡。他于２０世纪初撰写的《宋元戏曲考》，成为中国戏曲学的开山之作，一个世纪以来，始终领导着百万后学。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和海宁市文化局、海宁市文联在此举行“中国王国维戏曲论文奖”的颁奖大会，同时举行“新世纪中国戏曲论坛”，它预示着中国戏曲理论研究的一个崭新的开端。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共３０余人出席了这次盛会，就诸多话题进行了研讨。
一、戏曲理论、戏曲评论工作的软弱状态，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从理论上来讲，人们都知道文艺理论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对戏曲理论的重视程度就有很大的差别。这从当前戏曲理论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就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戏曲理论评奖的状态看出来。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王安葵先生指出，进入新时期以来，福建的戏曲文学发展迅速，起点很高，历史剧的创作最具代表性。分析其原因，除了领导重视以外，与他们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戏曲理论队伍密不可分。为此，专家们呼吁，如果真正要想使戏曲繁荣起来，那么就建设好戏曲理论队伍。
二、戏曲工作者要摆脱潜意识中的自卑的思想牢笼，创新与探索的先锋精神，不仅仅属于话剧，同样属于戏曲。 面对新世纪，作为世界文化瑰宝的中国戏曲，如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而戏曲工作者的创新精神，则被提到了突出的位置。
四川的李祥林先生指出，今天，当玩新潮玩先锋仍不时从京、沪话剧圈中爆出并经大大小小媒体起劲儿炒作，誉满天下时，作为本土当代戏剧探索道路上话剧“战友”的戏曲，却被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化出去。究其原因，从外部而言，舆论界和理论界对戏曲的关心、支持、介入不够，是难辞其咎的。回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戏曲界的探索精神并不比话剧界差。以魏明伦的荒诞剧《潘金莲》为代表的探索戏曲，在中国的剧坛上激起的震惊效应是有目共睹的。紧接着徐芬以她的《红楼惊梦》、《田姐与庄周》、《欲海狂潮》等“探索戏曲”鸣响新时期的舞台。“先锋戏剧”固有的那种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传统对成规对主流的疏离、嬉玩、解构、叛逆、颠覆因素，那种作为戏剧“先锋”探索标记的意识流、象征性、超现实、魔幻手法、表现主义、间离效果、冲突内化、模糊性主题、多极化性格等，在探索戏曲文本中皆能找到。如湘剧《山鬼》、桂剧《泥马泪》、汉剧《弹吉他的姑娘》等。因此，中国戏剧前卫探索史上戏曲并没有“缺席”，而是“在场”。而人们之所以没有感觉到，那是因为人们在潜意识中，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力下，有一种对话剧探索的肯定和对戏曲探索的漠视。其中，也有戏曲工作者对土生土长的戏曲的自卑，以及戏曲理论工作者的失语状态。
三、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重新找回观众，是新世纪戏曲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对此，理论工作者负有重要责任。 戏是演给观众看的，这既是戏剧的生存方式，也是戏剧生存的目的。戏曲在失去观众，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光是摆在戏曲剧团面前也是摆在戏曲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贵州的刘斯奇先生所作的《贵州戏剧演出市场及地方戏剧种态势分析》，是一篇以深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关于一个剧种生存状态的专题论文。这个报告令人触目惊心。它勾勒出的贵州地方剧种的生存状态是：近若干年中，贵州地方剧种以非本剧种的艺术形式为其演出主体；它们的演出范围以贵州本土为主，但在贵州本土的演出若干年来基本为无收入演出；就目前态势而论，这种现象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与会专家认为，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有。有很多的剧种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以促使中国戏曲在新的层次和范围里的新生和发展。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课题是中国将进入国际市场的大环境，戏曲与外来文化争夺观众的局面将更加激烈。研究和认识演出市场，是戏曲工作者在新世纪的新课题。上海的周锡山认为，戏曲工作者应当进行系统地进修学习，要建立一种制度，进行高等教育。否则，戏曲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制约。台湾学者刘南芳认为，祖国大陆戏曲不顾成本地追求“华丽化”，为评奖而评奖，是很危险的。它不光脱离戏曲的本体而走上了歌舞化，而且也脱离了它的生存基础。同时她还指出，祖国大陆地方戏曲在地方语汇上的失落，也是失去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扭转戏曲评论和戏曲理论的软弱状态，建立一个良好机制，是繁荣戏曲的当务之急。
专家们认为，戏曲要发展，离不开戏曲理论研究的发展。而戏曲理论工作的开展，需要有一定的机制保障。“中国王国维戏曲论文奖”和“新世纪中国戏曲论坛”这样的形式，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关键是要持之以恒。只有每年一届地长期办下去，才会有真正的效果。同时它们应当有定期性、权威性、广泛性和针对性。它应当总结经验，分析现状，评价得失，团结队伍，指导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傅谨认为，要活跃文艺评论，关键是要构建一个多元的批评空间，学院化的批评和个性化的批评都是可以共存的，只有允许各种不同的批评风格的存在，才能真正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促进戏曲创作的繁荣。 (中国文化报 吕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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