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传统戏曲的重视逐渐提升，近些年更是作为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创设非遗保护机制，设立国家艺术基金，在制度层面和经费上提供保障。但如何才能“出人出戏”，不断推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多数情况下，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在于要有一批踏实任事之人。老友奎生就是这样一个践行者，其持续四十年为学生编剧的硕果，其提出的“校戏说”，都值得我们珍惜和敬重。
戏曲需要有情有义的人
奎生出身贫寒，少年时入班学戏，后参加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民主剧团。新中国成立前夕，李和曾先生率团到西柏坡演出《逍遥津》，奎生饰演剧中的小皇帝。那年的他还不到13岁，开演前在席间跑来跑去戏耍，被毛主席与朱总司令等叫住亲切问话，是为一段美好回忆。1950年1月，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设立戏曲实验学校，田汉兼任校长，礼聘名师传授，奎生成为第一届学生。该校不久后划归中国戏曲研究院，名称中突出“实验”二字，都能传递出国家对戏曲继承与创新的并重。五年后改名中国戏曲学校，又在改革开放之初升格为学院，奎生在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一直没有离开。
奎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一个敢于坚持己见和仗义执言的人。“十年动乱”之初，老校长史若虚被揪斗凌辱，奎生挺身相救，被打成黑帮。文革结束后史校长恢复职务，有意提拔他到关键岗位，又因他的不够听话未能实施。一位哲人说“性格即是命运”，奎生即如此：他的才情与性情赢得了广泛敬重，也在明里暗里得罪了一些人；而正因为经常被冷落，他得以专心阅读和写作，极大弥补了幼年失学的缺憾，编写出一部又一部戏曲佳作。
《对花枪》是一出好戏
更是一个范式
中国戏曲学院表导演专业组建之初仍沿承传统教学模式，而作为一个老戏校人，奎生深知京剧的表演教学应有所革新，亟须新的教材。求人不如求己，就在1978年秋，他写成京剧《对花枪》。那时的青年教师创作热情很高，各系之间紧密协作，奎生将剧本写好后，音乐系关雅浓作曲，导演系杨韵清执导，次年由附属实验京剧团演出。《人民戏剧》作了详细报道，《戏曲艺术》刊登了剧本，不少地方戏校跟进移植，一时好评如潮。
《对花枪》本是豫剧传统剧目，演绎隋朝末年瓦岗寨英雄故事，上世纪60年代由安阳豫剧团整理复排，豫剧艺术名家崔兰田饰演姜桂枝。奎生在改编时删去原剧中靠山王部将威逼胁迫、姜氏亲侄从中挑拨的繁复情节，以浓墨重彩写女主角的侠骨柔肠：襄阳书生罗艺赴试途中病倒，被姜父亲搭救并收为弟子。桂芝自幼随父苦练祖传花枪，对罗艺悉心指授，两情相悦，遂结连理，未久罗艺赴京参加科举，而妻子已有孕在身。后经历战乱，音信断绝，罗艺在瓦岗寨再娶妻生子，桂枝则携儿带孙流落他乡。四十年后，姜桂芝一家到瓦岗寨寻亲，罗艺拒绝相认，幼子罗成与长孙厮杀不敌，他本人也败在桂芝的花枪之下。寨主程咬金有心撮合，罗艺惭愧赔礼，最终是一家团圆。京剧的《对花枪》后来居上，红遍全国，应与奎生改编时秉持的创新原则相关。老奎自幼浸润梨园，最知道一些传统剧目的散漫拖沓，知道哪些地方能出彩，什么样的唱词能感染观众，是以一出手即削减枝蔓，而强化姜桂枝、罗艺等人的情感活动。李笠翁所主张的“立主脑，减头绪”，不正是这样的吗？
正因为是要为学生写戏，奎生在写作中始终伴随着教学的考量，伴随着因材施教。《对花枪》对学生的基本功和综合素质要求甚高，主要演员必须具备“唱念做打”的全套功夫，具备较高的唱功与武功。这是一个挑战，缘此也催生了一个新的京剧行当——文武老旦。学者称赞它是第一出京剧老旦的情感大戏，“当之无愧的里程碑式的经典剧目”，盛赞那段连绵百余句的唱词情理俱佳，实非谬言。它是一出好戏，而历经数十年常演不衰，已成为一个范式：为戏曲艺术的课堂教学而写，为学生中的好苗子量身定做，聚集编剧、作曲、导演、舞美的专业高手，教学与创作融为一体，精心打磨后呈现于舞台，也长存于舞台。
《夜莺》的启示
《对花枪》的演出轰动，极大激发了奎生的创作热情，陆续编创了《东郭先生》《岳云》《血泪清宫》《阴阳河》《乳娘传枪》《秦琼表功》《节妇吟》《夜莺》《界碑亭》等数十部京剧剧目。奎生成为一个高产剧作家，所作无不用心，但有成功也有失利，响炮少而闷炮哑炮多，受到鼓励的同时也不免被冷嘲热讽，但他坚持了下来。据其学生温如华回忆：《血泪清宫》于1980年完成，描写“戊戌变法”之际帝后两党斗争，由学校实验剧团排演，在河北、山东演出时很受欢迎，“后因实验团解散，演员各奔东西，此剧因而销声匿迹”；三年后奎生为之改编《春秋配》，仅保留“捡柴、砸涧”，其余剧情剪裁重编，在长安戏院试演时反响强烈，“正欲投入全剧排练，不巧也是赶上剧院改制，演员乐队重新安排调配，演出计划灰飞烟灭”。艺术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一部戏从案头到场上的环节很多，常会发生意外之事，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而老奎乐此不疲。
在离休后，奎生曾应邀访问加拿大温哥华等地，教授华人社团京剧表演艺术，长达两年，学生渐众，举办专场演出，也吸引了一些欧美裔学员。国家倡导文化“走出去”，奎生不事声张，以一人之力，在北美播撒下京剧的种子。
更精彩的一笔，是他与贡德曼合作编导的《夜莺》。贡德曼是一名热爱京剧艺术的德国留学生，在交谈中吐露把安徒生的同名小说搬上京剧舞台的念头，老奎不仅给以鼓励，且直接参与到创作之中，帮助梳理剧情，斟酌唱词，挑选演员，并亲自执导。无场次京剧《夜莺》由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学生演出，曾四次应邀到德国巡演，取得了较大成功。这也是一部从课堂走上舞台的剧作，是师生合作、中外戏剧家合作的成功范例。这样的走出去才更接地气，更能起到沟通交流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奎生与贡德曼又联手创作了《界碑亭》。此事缘于贡德曼在德累斯顿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巴洛克时期的歌剧《中国女人》，来中国时对老师说起，希望能改编重排，奎生建议设置一个中西方艺术家相会的地方——界碑亭，对情节也作了巨大调整：登场六人各有擅场，载歌载舞，《林冲夜奔》《天女散花》与西方歌剧交相呈演，看似跨界和混搭，实则情景混一，情感交融。这也是一次“推陈出新”，其间有京剧名折《御碑亭》的影子，述说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故事。该剧先后在德国和中国演出，参加了中德建交纪念活动，被誉为实现了梅兰芳与布莱希特未竟的艺术交流。
艺术院校的责任
为学生写戏，为学校编撰简便实用的教学剧目，是奎生戏曲创作的出发点。在中国戏曲学院为之举办的研讨会上，他很动感情，表示自己创作的所有剧目皆可称校戏。校戏，有些像校园歌曲，是老奎自拟的一个语词，强调的是编写于校园，讲授排练于课堂，师生合作，教学相长，精雕细刻后奉献给社会。这是他对一生教学和创作实践的总结，也是艺术院校教书育人的一条路径。
仍以《对花枪》为例，表演系学生郑子茹于1980年首演，自此创造了一个扎大靠、穿厚底、使得一手好枪法的老旦形象。1987年，郑子茹在第一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选赛好获最佳表演奖。2005年，该剧拍成戏曲片，荣获电影百合奖；表演系1987级学生袁慧琴再演《对花枪》，拍摄了我国第一部戏曲数字电影，以108句的抒情唱段令观众迷醉；而表演系2002级学生侯宇在郑子茹指导下排演《对花枪》，该剧又一次红透京沪舞台。
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教习传统戏曲，当然是学院的责任，而更重要的责任当在于艺术的创新和拓展。无创新，则难以守成，更不利于传扬。奎生对京剧艺术浸润很深，又善于思考，勇于变革。继《对花枪》之后，他的《岳云》《界碑亭》都搬上银屏。这是老奎的荣誉，也是学院教师和学生的荣誉，是校戏的荣誉。中国戏曲学院前院长杜长胜曾将老奎归结为“三热”：热爱京剧艺术，热爱学校，热心提携有才华的青年人。这也是他不竭的创作动力。
“第二届戏曲微电影奖”制作了一个短片，年逾八十的奎生在练功房指导学生排练《夜奔》，手、眼、身、法、步，真是一丝不苟。课堂上自有艺术理想，课堂上自有严苛法度，课堂上自有无限烟波，不是吗？
（摘自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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