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一生中,同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有过一次意想不到的会晤,时隔三十余年,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1959年6月,北京京剧团以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为首的强大阵容,来天津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与中国大戏院演出。这两家剧场门前,每晚拥满观众,不论是他们的 单人露演,还是双人、三人合演,场内都是座无虚席。半个月后,海报贴出:马、谭、张、裘联袂合演《赵氏孤儿》,那更是轰动整个津门。头天下午,就有人带着铺盖卷等在戏院售票 处门口,直到第二天上午售票处门刚一打开,便前拥后挤地抢着去购票。 我那时在天津一家报社工作,通过电话联系,在炎夏6月的一个上午,我来到天津饭店 第一分店会见了马连良先生。
我们的话题先从《赵氏孤儿》打开。我先请马连良先生就老本《搜孤救孤》与新编本《赵氏孤儿》做一比较。马连良很有准备地说下去。他认为:"《搜孤救孤》剧本编得相当精粹。这是一出以唱工为主的戏,从头场程婴与公孙杵臼定计,二场回家见娘子,以及随后的程婴公堂鞭打公孙杵臼与法场祭奠的几场戏,都是侧重唱工。这是京剧前贤余叔岩的精典之作,他在唱腔的安排设计上曾下过很大功夫。
《赵氏孤儿》是出整本大戏,它是从秦腔改编本移植过来的,这个戏以新的观点,展现出春秋晋灵公时代赵盾与屠岸贾两家尖锐复杂的斗争,虽然是属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但戏里对善良、正直的人物做了有力地歌颂,对凶残、狠毒的奸佞做了无情的鞭挞,爱憎十分鲜明,这是完全符合人民的愿望的。戏中赵盾、程婴、卜凤、公孙杵臼这些忠心赤胆的古代义士对奸佞谗臣的反抗斗争,是贯串全剧的一条主线,新编本正是从一个紧接一个的激烈斗争中来显示正面人物的精神美德。正因两个戏有很大不同,《赵氏孤儿》服从内容的需要,便无法将老本《搜孤救孤》完全照搬过来,必须有所取舍。新编本《赵氏孤儿》取消了老本《搜孤救孤》中程婴劝说娘子与法场祭奠公孙杵臼的两场戏,其中,余叔岩的一段[二黄原板]名唱:"娘子不必太烈性……,"也只好忍痛割爱了。不过"公堂"那场戏,程婴鞭打公孙杵臼时所唱的[二黄导板]转[回龙]、[原板]:"白虎大堂奉了命……"仍然保留了下来。然而,我根据个人的嗓音条件,并未全照余叔岩的唱法,譬如,这段唱一开始的"白虎"两字,我改唱"在白虎"三字,"虎"字按余派唱法应往上拔,而我则走低音,以显跌宕委婉。谈到这段唱,还有个小插曲。今春在北京首演这个戏时,这段唱是改用西皮唱腔的,而且唱词也做了改动,演出后有的听众认为是否在新编本中保留一些传统的东西,于是我们又回到老本的[二黄]唱法。" 讲到这里,我请马连良先生谈谈他对刻画程婴这一人物的体会。马说:"演戏要讲究一个"化"入所扮演的角色当中,这样,才能把戏演得生动出色。我演程婴,一上场便忘记自己是马连良,我就能很快进入戏里去,按照程婴的思路来表现这个人物,使他活生生地立在观众面前。同时,虽然我自己饰演程婴,但也要很好了解同剧中的赵盾、魏绛、公孙杵臼等人的性格,以使彼此在表演上能有内心的交流,形成"一台无二戏",而不致于各顾各,让整个戏流于松散。" 短短一段话,说明马连良通过多年的舞台实践,在塑造人物上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马连良接着说道:"程婴这个人物不仅戏多,而且唱、念、做都很吃重。这位古代义士,正直勇敢,他为救孤儿,十五年来,含垢忍辱,负重致远,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在舞台上,程婴先是中年人,后成老年人,随着时间的变迁和环境的改换,他的心情也就起了相应的变化,因之,前后的戏,程婴非但语气不同,而且连舞台动作、举止神色也都有所不同。程婴前几场戏挂黑三,属褶子老生,后几场戏,则是他晚年的形象,属衰派老生。在表现晚 年程婴时,我在表演动作上,吸收了《南天门》、《一捧雪》这类传统剧目的一些身段表情,加以糅合融化,运用得还较恰当。
程婴有几场戏,做工很繁重,需要深刻的内心体会。象"献孤"这场戏,程婴的心境便是十分复杂的。他与奸佞屠岸贾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但又不能不委屈求全。同公孙杵臼定计后,他来到屠岸贾府上假意献孤,不料陡见庄姬公主的侍女卜凤被带至府内拷问,在此情况下,他难以同卜凤当面说明真相,只得忍受卜凤因误会而对他的辱骂。程婴与卜凤相见时的表情就须很好地掌握分寸,做得过分了会引起屠岸贾的疑心,表情过少了,又会让观众看不出程婴的内心活动。
再如"说破"一场戏,程婴的表情动作更为复杂。程婴十五年忍辱负重,是因为复仇的意志支撑着他顽强地活下来。戏里程婴手执"雪冤图",缓缓登场,他濡笔蘸墨,作画时不禁潸然泪下,我在[反二黄散板]转[原板]的"老程婴提笔泪难忍,干头万绪涌在心……"一大段唱中,充分抒发了程婴苍凉沉痛的心情。之后,听到外面的叩门声,吓得程婴胆战心惊,开门见是赵武,才放下了心,紧接,程婴拿出刚刚画就的"雪冤图"交给赵武观看,讲出了当年屠岸贾杀害赵盾一家的往事。这里程婴有大段的说白,字字要清楚,有份量,而且在念白时,脸部还要配合出各种表情,来展现人物的悲痛、激愤与顽强不屈的精神状态。" 对《赵氏孤儿》的话题告一段落,颇觉意犹未尽,我又即兴似地向马先生提出几个问题。
我问:"京剧界素有"南麒北马"之称,这个称号起源于何时?"马答:"20年代中期我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当时,周信芳是该舞台的戏班台柱之一,他在南方已享有盛名,我们一起合作了几场戏,记得有《火牛阵》、《十道本》、《八大锤》、《一捧雪》、《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等。他长我几岁,为人非常谦虚,我们同演《十道本》,他因对戏中主要人物褚遂良的戏不熟,专诚找我给指点一下,我给他说了说戏,没想到只三天功夫,周信芳在台上便发挥得十分生动。有一年,我们两人恰巧都在天津演出,大家见了面,想到何不趁此机会,再进行一次合作,于是,双方的营业戏演毕,休息了几天,排出四天六场的合作戏,这时,天津有的报纸便宣称为"南麒北马"的合作,这个称号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问:"50年代初期,您曾演出《将相和》,您扮演的蔺相如,很博观众的赞赏,后来怎么不演了呢?" 马答:"我演《将相和》,是在参加北京京剧团之前。那时,我从香港回到大陆,由自己组织剧团,我借用了中国京剧院的袁世海、江世玉两位师弟,我们先在东北演了这个戏,后又在北京中和戏院演了一场,我在戏里增添了一些唱词,有的身段动作也与过去演法不同。但我参加北京京剧团以后,看到谭富英、裘盛戎演的《将相和》在观众中有很大影响,我与他们同在一个剧团,我如再演,似乎抢他们的戏,所以,我就主动把这个戏放弃了。" (确实如此,从59年我们这次谈话后,直到66年马连良先生病故,他这出《将相和》始终没露过。这很看出马连良对同行的谦让精神。)
我问:"您对这次在天津演出有什么感受?"马答:"天津观众太热情了,我见到天津观众为看我们的戏,整宵不睡觉排队买票,使我非常激动。这也促使我演戏一定要卖力,甚至有了病也不好回戏。我在一宫演出《胭脂宝褶》,那晚,因感冒全身发烧,要是在北京我就回戏了。可是,当我想到天津观众对我们的热情,我带病上场,硬是把戏挺下来了。病还未全好,又赶上同张君秋合演《双官诰》,我饰薛保,在《三娘教子》一折戏中,我在三娘织机旁跪了很久,实在起不了身,只好用手扶着地站起来,我担心天津观众是否会给我叫倒好?没想到观众对我相当谅解,没有一个人喝倒彩。" 马连良一再对我说:"天津观众真好!今后我还要多来天津演出。" 只是马连良于61年、62年、63年三次来津公演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马连良先生惨遭残酷批斗,含冤饮恨逝世,从此,舞台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夺目神采了。 (摘自 《中国京剧》杂志 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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