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喜欢上杨宝森先生的艺术，主要是因为啸师(指奚啸伯先生---编者)的指引。这是四十年代的话。我曾经看了杨先生和王泉奎、周素英合演的一出<<大. 探. 二>>，我感觉不甚清晰,啸师告我："你还不太懂戏，对杨先生的东西应当好好琢磨琢磨。你什么时候听出点意思来了，就进步了。"
以后，我果然认识到杨先生的了不起，再与啸师谈起，师问："你觉得我与杨先生的玩艺儿有什么同异？"我说："杨先生太不灵动，没您的"过瘾" 。"啸师马上严正地纠正我的说法："既然对戏要进行研究，就不要只"钻"一门，而应当广泛比较研究，都要吸收。你说他不过瘾，恰恰错了。应该说宝森的"过瘾"谭先生的"痛快" ，马先生的"潇洒" ，我都不及，你可千万不要只是执着一家，应当都学。我始终没放弃向他们各位学习，你更应该好好地去学。"
1957年前半年，杨奚二大家在东来顺的"一会"虽实现了，但未得畅谈，而再会的"再" 字竟成了"诀"字。我记得啸师接到杨先生信后的喜悦之情，也记得即将赴约的兴奋之况，也记得"一会"归来后，既有与诸友得会的愉快，又有希望在前，依然兴致勃勃。不料又接到暂时不能相晤的信之后，啸师的情绪沮丧了下来，我们再跟他说话，他则只漫应"嗯嗯" ，不接话茬了，(关于杨、奚二位先生在东来顺饭店前后的有关情况，请参见本文后的附录___编者。) 啸师特别伤恸的是接到杨先生不幸物化的噩耗，啸师趴在床上痛哭了很久，好几天眼睛都是红的，往日那种谈笑风生的神情不见了，言语少了，总是独自在那里发呆。以后曾经在信上给我说："知音何其难觅。我与杨三哥可以说是真正的知音，不想竟作了"死别分手" 。俞伯牙得知钟子期已死的消息之后，因为没有了知音，遂摔碎了古琴以谢朋友。但今天却远远不及古人之情重，我不能摔琴，也不能不唱戏，只能空留遗恨，惟自暗暗饮泣了……"他还曾对我说："我很想到他坟前看看，以尽一点我们哥儿俩多年的交谊。..…. "
作为一个晚学后生，在自己老师的垂训下，渐渐懂了一点艺术的道理。我曾研究了"杨三奚四"二位大师的同异，获益良深。杨先生的艺术"醇厚深沉" ，奚先生的艺术"儒雅清新" ，各有特色，各以自己独特的风格气韵，博得了顾曲者的热爱。然而在他们之间却有那么多相同之处。
他们二位的"衣齐"都好，杨先生的"沉厚" ，奚先生的"深邃" ，然而却都充分地运用了余叔岩先生"鼻芯子"发声方法。方法相同而追求不同，艺术效果迥异。
二位大师在讲求四声上更是一致。如对阴平字的不着力，"一轮明月"唱段中的"心中"两字，二位都是徐徐唱出，不作着力处理。阳平字或高或低都依不同环境而灵活处理，二位先生对"散淡的人"的"人"字，都唱得字正而腔美。特别在上声字上，尤其是念，二位都讲究到了一处。最典型的例子是杨先生伍子胥上场闷帘的"马来"的"马"字，啸师在刘备托孤中"不久"的"久"字，都是上声起始而上扬到近与阴平，真是调准音实，合理而如情。二位对去声字，又都依据湖广韵的上去互变的念法处理，他们同在<<清官册>>中念到"自从到任以来"的"任"时，竟都念得那么好，真让人折服。老艺术家都达到了同样高度的时候，同途同归也好，殊途同归也好，总是"同归"则一也。
在表演上，二人都在动中求静，繁中求简，多中求少。他们都唱<<碰碑>>，大段反二黄，二人动作都少，好像没见他们怎么动弹，但却觉得杨继业占有全台，多少人的眼睛都集中到了一人身上，这正是艺术魅力的所在啊！
难怪啸师在杨先生作古之后由衷地感到"痛失知音" 。今天，仔细地揣摩着前辈的往事，即感到怀念，又感到温馨。二位老艺术家的这中感情，更使我们后辈受教良殷。愿同行友好以他们的精神互相共勉为好。
附录：<<奚啸伯先生艺史漫录>>(欧阳中石)文摘
1957年的前半年，奚师接到了杨先生的一封信。信上道："我深深感到知音难找。这许多年来，我反复地琢磨了您的唱念，我觉得有好多地方我们是想到一块去了。……. " ……(抄略) 杨先生在信中约定星期天中午在东来顺请奚师吃饭，饭后哥俩还要合照便装纪念相，而且不需要旁人参加。
奚师接到这信以后，极为兴奋，喜形与色。星期日这天是我送他到东来顺去的。杨先生已先在门口等候。他们见面以后我便告退了。
第二天，我问他们相见的情况。奚师说："很遗憾，那天我们刚刚坐定，还未来得及拉开话题，楼下又来许多朋友，有谭大爷(富英) 、盛戎、盛兰、慕良和言慧珠，服务员以为我们一定是同一约会，便把他们一直让到了我们这里。于是把我们的话题岔开了。"两人说不成体己话，只能是大家联欢。杨先生寡言鲜笑，心中很不自在。好在他平时便如此，大家也不介意。席散分手时，杨先生对奚师说："下星期日，还是这里，时见不变。"奚师说："下次该我做东道了。"杨先生到："你我之交不在于此，想着准时。" 于是告别了。在这一周的日子里，好多朋友来相聚，凡是约在星期日的，奚师都婉言谢绝了。
不想星期五下午奚师接到杨先生的来信，说天津来人要求他马上回去，临行急迫，星期日不能践约，而且也来不及告辞，只好等下次来京时再见了。奚师读完来信，十分怅怅，认为失之交臂，惋惜不已。
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奚师由于错划右派的问题，1957年后半年便离开了北京。而不到50岁的杨先生在1958年也作古了。…... (原载<<奚啸伯艺术生涯>>第34-35页) 摘自<<杨宝森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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