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头会馆》对老舍话剧的继承与创新

一座四合院，人生大舞台。《窝头会馆》的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了，留下的是每个角落都渗透着的中国传统市民文化的老北京城遗韵。那些如同蝼蚁一般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小市民们、那些翘首期待着新中国曙光的青年人们、那些将辛劳的身影镶嵌在那个混乱时代的苦命人们，借一部话剧道出了心底最真实的声音。

《窝头会馆》中那浓厚的京味语言便是对老舍话剧语言特色的精妙继承。抛开语言特色，此剧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主题剖析上，对老舍的话剧亦有颇多继承。

一、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分析

首先，父子形象的塑造。《窝头会馆》中设置了一副守财奴模样的苑国钟与进步青年苑江淼这一对存在激烈矛盾的父子。父亲苑国钟嗜钱如命，将房子和儿子视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两样至宝。他从不吝惜为患有童子痨的儿子花钱，治病买药、开澡堂单间等，种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却换不来儿子的体谅。贪钱父亲的小市民嘴脸让精神至上的儿子深恶痛绝，儿子的慷慨正义也让父亲进退两难，思想意识的差异让父子两人在亲情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着。

老舍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父子形象，深刻剖析过父子矛盾的主题。其笔下的父辈多是旧时代麻木守旧的人物，而子一辈多属于现代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思想意识的差异从根本上就将二者推向两个极端。其塑造的父亲大都疼爱儿女、极尽父责，子辈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受到父辈的压抑，更多的痛苦来自于那个时代的流行病——包办婚姻。①《窝头会馆》中，苑国钟也暗地里为儿子物色过冲喜的人，更因此加剧了父子矛盾。

其次，女性形象的塑造又可以细分为家庭独裁者和命运悲惨者。老舍受传统文化熏陶，有着浓厚的守旧意识，但是在表现中国女性受封建礼教和男权专制双重压迫的悲惨生活和命运的时候，他却别出心裁地塑造了主宰着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并且凌驾于男人之上的——女性家庭独裁者形象。她们豪横泼辣、内外兼管、手握经济大权，凌驾于丈夫之上。《窝头会馆》中的田翠兰和金穆蓉就是这类形象。金穆蓉是晚清没落的贵族格格，下嫁于推拿正骨的江湖郎中周玉浦之后，治家严厉、说一不二、主管家中的财政大权；田翠兰和丈夫王立本以卖炒肝为生，心直口快的她更是当家作主的厉害角色。田、金二人的勾心斗角、耍嘴掐架就恰如其分的从侧面展示出两人泼辣的性格。同时，此类女性都能帮助男人过日子，洗猪肠子、晒膏药，更增加了她们在家中的话语权，她们是舞台上站得起来的人物。

另一类女性则是命运悲惨者。老舍笔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悲惨女性，其坎坷的命运是为社会黑暗和贫困生活逼迫的结果。②《窝头会馆》就精妙地继承了这一特点。如刀子嘴豆腐心的田翠兰年轻时为谋生计做过“暗门子”，若不是被逼无奈、食不果腹，谁会丢掉脸皮去卖肉呢！被苦难的生活逼上了绝路，她只有拼尽全力去实现一个愿望：活着。

二、从嗜钱如命的人物性格角度分析

透视《窝头会馆》中的人物形象，金钱给予下层民众的苦难跃然纸上。剧中金钱暗示的争夺作为一条主线牵扯出各色人等的悲欢辛酸。外号袁大头的苑国钟嗜钱如命，收租子、催租子，银元纸币统统揽入囊中。银元的象征意义与他的大头形象巧妙的结合，既暗示了他爱钱又将他压在了草民阶层。晚清举人古月宗，更是从骨子里爱钱，通过其死不瞑目的要弄明白苑国钟买房子钱的来历和他翻箱倒柜、仔细地寻找赤党遗留下的钱，便可以凸现出他爱钱的本性。肖保长的爱钱更是深藏不露，明地里打着政府的旗号收税，暗地里筹谋着窝头会馆的房契，下层民众倘若有反对的声音，他立马用更苛刻的税收来堵上他们的嘴。那个时代不抵命就只能拿钱换，横竖都不让人好好活。

三、《窝头会馆》的独特创新

《窝头会馆》的创新之处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信仰。封建社会里，贫富贵贱尚有层次等级之分，但精神世界里人人平等。无论是耶稣基督还是佛祖弥勒、关老爷儿还是悬壶济世、马克思还是三民主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寄托。更契合地从侧面反映出窝头会馆是当时社会的缩影，是时代文化的杂糅。

此外，《窝头会馆》是充满喜感却又极具悲剧效果的话剧。无论是吵嘴掐架还是贫嘴收租，下层人物的悲欢离合总是在每日的言谈中度过。季节的更替，生命的轮回，既给人希望，又让人失望。苦难的日子里总要给自己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活不下去的时候也就只能盼着自己的后代或者自己能从另一个世界看人世了。但老舍的话剧多是以众多无辜者的悲剧命运和丑恶小人的喜剧性表演来否定现实社会，提出治国“药方”的，两者相比，此剧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