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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影响爱上京剧 遇伯乐唱花脸改变命运

1961年,杨赤出生于大连一个普通人家,年少时家住沙河口区民权街一带。杨赤的父亲是小学老师,母亲没工作。杨家三女一子,杨赤是唯一的男孩。那时全家6口人,就靠父亲每月48元工资生活。童年的记忆里,家里经济从没宽裕过,甚至锅碗瓢盆等所有生活用品上面,都盖着“次品”的红戳。“要知道,次品要比商场里的正品便宜好多。”杨赤陷入回忆。

“我父亲是个标准的戏迷,痴爱京剧。”因为总跟着父亲一起听,时间长了,小杨赤也能咿咿呀呀跟着唱,父亲特别高兴。跟那个时候同龄的小男孩一样,杨赤喜欢踢足球,喜欢打玻璃弹珠。可每当家里的半导体传出京胡和月琴的伴奏声,他就赶紧放下玩的往家跑。因为他知道,父亲又要开始听戏了。

1972年,大连艺术学校京剧班恢复招生,大姐给杨赤报了名。“考试一共有8段样板戏,无论哪一段,无论男女,我都会唱。”经过初试、复试,杨赤被录取了。这一年,他刚满11岁。在杨赤办公室,记者也见到了他入学后一家六口拍摄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小杨赤虎头虎脑,每个人目光中都有着憧憬和喜悦。

入学后,他被分到老生组学习。因为年纪小,加上患了感冒,嗓子发声出了点问题,所以三个月实习期后,老师建议他退学。“校长跟我说,你回家吧,别学京剧了。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回忆起当时的境况,杨赤仿佛又看到那个难过的小小的自己。站在校园门口,伤心哭泣。人生的际遇就是那么奇妙,小杨赤一定没有想到,他会在此时,遇到人生中第一位伯乐——曹艺斌先生。花甲之年的曹先生看到一个小家伙泪流满面,便上前询问。得知孩子因为不能学戏伤心哭泣,这份难得的执着打动了他。曹先生让他现场唱两句听听。就是这一唱,让曹先生认定,小杨赤是个学花脸的好苗子!就这样,曹先生牵起小杨赤的手,把他送到刘金昌先生面前……

从此,杨赤走上了学花脸的道路。后来他师从文涛老师、袁世海老师,一位位老师带他走进京剧艺术更高殿堂。而杨赤也不负先生们所望,在这一领域真唱出了名堂!他的路越走越宽广,先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京剧梅兰芳金奖、上海白玉兰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直至后来,成了蜚声中外“全才花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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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父亲早逝 对父亲有遗憾和后悔

时间退回到1972年,11岁的杨赤开始跟从刘金昌先生学花脸。每天晨起练功,白天上课,晚上还要练晚功……枯燥和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毕竟年纪小,有的时候太累了,回家就有点打退堂鼓。”杨赤说。可父亲总是鼓励他,告诉他“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这句话一直让他铭记至今。

杨赤在大连艺校进步很快。父亲听人说,学唱戏需要磨耳朵,最好能买一台电唱机。“那时候家里哪有钱?父亲为此决定,戒酒攒钱!”杨赤说,现在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喝酒算得上什么牺牲?可在那个年代很多家庭里还是男性地位高,尤其杨家,父亲是唯一赚钱的,所以他每个月5元钱酒钱是雷打不动的。“父亲为了给我买电唱机,戒酒整整两年。”1978年,父亲终于攒够了钱。可电唱机买回家三个月,55岁的父亲就因为脑溢血辞世。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去世那天,是我第一次在台上主演《打焦赞》。下午他给我送到汽车站,还嘱咐我好好演。”没想到,这是父亲对17岁的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等杨赤演出完,剧院门口有一辆车正等着他,将他直接拉到医院。他这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

“后来我有了儿子,就越来越能体会父亲的心情,体会到他那种爱和期望。我在儿子的成长中,也尽量做到不缺席。”杨赤说,直到今天,他觉得人生中最大的后悔和遗憾都在父亲身上。因为父亲最期待他成角儿,却没有看到那一天。“有一次我们去外地演出,有同行的父亲跟着去。我看他站在台边看儿子演出,台下掌声雷动,我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他的父亲比我父亲幸运多了……”杨赤说,那是他最想念父亲的时候。他多希望,自己在舞台上的成功,父亲能看到。他多希望能自豪地告诉爸爸:您儿子成了角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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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恩师情同父子 扛起袁派艺术大旗

采访中杨赤说,他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遇到的都是德艺双馨的好老师,也赶上了我们国家和戏剧发展最好的时代。杨赤毕业后,恰逢改革开放带来文艺事业百花齐放。勤于学习,再加上天赋和悟性,他很快在传统戏《秦英征西》中崭露头角,技惊四座!

京剧行历来就有“千生百旦,一净难求”之说,是说好的花脸演员最为难得,而优秀的架子花脸更是凤毛麟角。1982年,21岁的杨赤正式拜袁世海先生为师,自此也成就了一段二十年的师生情谊。

“我总觉得,我跟恩师的缘分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尽管袁世海先生已经逝世17年,可提起恩师,杨赤还是非常动情。在拜师现场,当袁先生得知杨赤17岁就失去父亲时,年幼丧父的他搂着杨赤感慨“咱爷俩儿怎么都这么命苦”!一句话,让杨赤感受到慈父般的温暖。

20年间,师生情同父子。戏,一字一句地磨,功夫,一招一式地教。先生倾囊相授,学生孜孜以求。杨赤坦言,之所以说恩师如父,是因为对于年少丧父的他来说,在袁世海老师那里,除了学艺,更重要的是学做人处事。恩师在情感和生活上给予他的关照,是沉淀在他心中经年不变的温暖。

在杨赤的相册里,除了登台演出的剧照,最多的就是和各位先生的合影。师生说戏、排练动作、先生给学生勾脸……那些过往的回忆,都凝结在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中。

杨赤印象最深的,是1990年参评《中国戏剧》梅花奖那天。按照惯例,评选是晚上在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小剧院进行。“老师下午专门把我领到他家休息。我起床后,发现师娘给我熬了一碗鸡汤,老师却不见踪影。”师娘告诉他,袁世海先生从下午就一直忙着四处打电话,给他找观众捧场呢。“等我到了剧场发现,老师已经在门口迎接他那些朋友了。”杨赤说,当时袁世海先生已是大家,可对待他这个平凡弟子真心实意。那一刻他完全理解了“师父”这个词的含义,既为师,亦为父。

2002年,袁世海先生因病去世。彼时的杨赤已经在大连京剧团担任团长。他将恩师骨灰从北京捧回,按照他的遗愿撒入大海。“老师海葬的地方在燕窝岭,离我们剧团15分钟路程,我总觉得他没有离开我。”从那天起,杨赤遵照恩师遗愿,扛起袁派大旗,弘扬京剧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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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阔斧改革 重振大连京剧雄风

现在回想起来,恩师袁世海先生辞世之际,也是学生杨赤最艰难的日子。

2000年底,杨赤担任大连京剧团团长。当时的大连京剧团早已辉煌不再,与全国各地戏曲院团一样,演出锐减,陷入低谷。杨赤接手时,大连京剧团服装道具破旧不堪,小剧场年久失修,几乎难以维持正常的演出,财务账面只有4000多元钱……“我刚当团长,就赶上春节前走访,第一家就是曹艺斌老师的老琴师,已经快90岁了。”让杨赤没想到的是,老前辈开门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叠医药费报销单,全是这5年来团里没有给报销的医药费。从老琴师家出来,杨赤心情特别沉重,他知道团里有二三十位老前辈,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情况。“当时我就想,不把这些医药费给解决了,这些老师的家门我都没法进了!”杨赤开始大刀阔斧实行改革——打破收入分配的“大锅饭”,从全国招募青年艺术人才,千方百计开拓演出市场,四方奔走寻求政策扶持和支持……

如今,已经更名为大连京剧院的大连京剧团,以百年历史的宏济大舞台为演出主阵地,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表演人才,每年演出120场以上;在继承传统剧目的基础上,剧团积极排练新戏,创编演出了《西门豹》、《风雨杏黄旗》等轰动全国的新剧目,获得了“文华奖”、“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等多项全国大奖;小剧场经过修缮焕然一新,大剧院每个月都有国内京剧名家献艺,常常一票难求;作为袁派艺术的领军人物和带头人,杨赤更是率领剧团走出国门,将大连京剧的名声撒播海内外……

为了排一出新戏,为了磨合到最佳状态,剧团演员们在杨赤的带动下,经常白天晚上的练习,最忙时经常都吃住在剧院。采访中,一张拍摄于2015年的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照片中杨赤穿着戏服,脸上挂着油彩,他的老母亲则心疼地摩挲着儿子的脸。“这是2015年拍的,当时我们正加紧排练《九江口》,杨院长也十多天没回家。他90岁的老母亲思念儿子,特意让大女儿带着来我们宏济大舞台看儿子。”京剧院的同事说。正是在这一系列努力下,大连京剧院再现了往日辉煌,京剧也成为大连这座城市靓丽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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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京剧惊艳京城 培养人才努力传承

2018年10月12日晚,作为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演出,杨赤和京剧大师杜近芳入室弟子丁晓君联袂演出的“新国剧”《霸王别姬》登陆保利剧院,引起各方瞩目。这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新国剧,是因为将多媒体、现代舞蹈与大型民乐及西洋乐器融入戏曲,实现了京剧艺术的创新和突破。

“传统当然要保留,但也不要排斥新的元素,京剧应该探索新的表演形式,探索更适合现代人审美习惯的东西。”对于这一次的“大胆”创新,杨赤表示,一桌两椅有一桌两椅的价值,交响乐有交响乐的价值,很多事情不能简单地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而应该有探索和突破。“这种探索,最大受益者是谁?当然还是京剧,还是咱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弘扬和传承京剧艺术,让更多的人热爱京剧,是杨赤始终不改的初心。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在艺术上勇于探索。而从诸位德才兼备的老师那里,杨赤也学到为人师表和对后辈的不遗余力,他在青年京剧演员和京剧后备人才的培养上,像他的老师一样,倾尽所有。

杨赤当院长之后,就提出“让台”于年轻演员。“我们京剧演员就得在舞台上锤炼的,总不登台,就成不了角儿,成不了气候。”对于杨赤提出的这一点,当时剧团也有人不理解和想不通。但杨赤坚持这样做。他认为,给年轻演员磨炼和成角儿的机会,不仅是为了剧团的未来,更是为了京剧艺术的后继有人。而事实证明,杨赤在京剧传承和培养方面所做的努力,让大连京剧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也让大连的戏迷市场越来越蓬勃。在大连,学戏爱戏的孩子越来越多,杨赤的个人魅力也成了京剧推广最好的名片。

杨赤本人也先后荣获“辽宁省劳动模范”、“全国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家”等一系列称号。如今,杨赤依旧每天为京剧事业忙碌。他说,将袁派艺术发扬光大,让更多人热爱京剧,传承永不能停歇!(记者 徐瑾)

(摘自 《大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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