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少春的最后日子

1966 夏天，我们隐隐约约听到了些要搞"运动"的风声。爸爸回家说要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他在整理行装，行步之间似有些心思，临走时对母亲讲"你要小心身体……"从此近一个月没见到爸爸，再见时，是红卫兵抄家，他被押回来看着，传说伍子青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的故事。爸爸的头发被剃光了，长出薄薄的一层，胡子长长的，清清楚楚：全白了。

过了几天，学校集合整队出发，去参加"中国京剧院批斗李少春大会"，我想了很久，实在是放心不下，也骑车来到了北池子大街中国京剧院院部小礼堂，我躲在最后面，紧张得喘不过气，一声"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李少春押上来……"我已木在那儿，在一阵震耳的口号声中，爸爸被三个人押着急步走上了台。这时居然有人说："嘿，脚底下真溜，看得出有功夫。"爸爸手上举着一块大木牌，上写"反革命分子李少春"好久好久纹丝不动，同一个舞台，爸爸演出了不同的戏码……我只有恐惧和心痛。

爸爸是十分内向的人，他很喜欢孩子们在他面前玩闹，或争执些问题，或讲些笑话，虽不插嘴，但会露出开心的笑容。另外他总是衣着整齐，即使是在家里，就连抽烟、闲聊天都不放松他那挺拔的气质，当我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被被"劳动改造"的他在太阳底下穿着被汗水湿透的短衫，登高梯砌墙，踩三轮平板车运砖，走路总是低头直视，恐其被人讲有不服气心态时，真是心痛。为了安慰家人，他常告诉我们在干活中找到了什么巧劲……我们提心他受过伤的腰能否撑得住，他深沉他说："人只怕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一句白话而深切的言语，多少年来常在我脑中回响。

爸爸的心很细，又过于含蓄，他被关在"牛棚"时我们每天给他送饭，他捎信回来要多准备些饭菜，我们以为他由于干活饭量变大了，后来听范钧宏先生（剧作家）对我讲："你爸爸是个好心人，为别人想却不说出口，他知道在"牛棚"的时候我家情况很差，只能吃食堂领的饭，我的饭量又大，你爸爸每天都过来说："钧宏，帮帮忙，太多了。"我知道你爸爸的意思。"

爸爸从"牛棚"里被放出来回家的第一天，我记得他要亲自下厨，做个菜叫"鸡素烧"，其实就是大杂烩，白菜粉丝加生肉不怎么好吃，可是这大概是我们记忆中头一次吃他做的菜，妈妈和我们又开心、又心酸。爸爸真是变了好多，他的话更少了，他常常整个呆愣在那里，不知他在想什么，看得出他每天早上出门时那紧张不安的情绪，晚上回家后那无神无力的神情，也不知用什么话去安慰他。那么一个爱戏的人，一听到戏就躲开，我知道任何戏剧艺术上的考验都难不倒他，但是眼前这分"冤"他不知怎么讨回，他迷惘困惑，我几次听他哺哺他说："我想不通……"他想不通的一定太多了。"哀莫大于心死"。爸爸后来安眠药吃得很多，我们劝阻，他讲："我是多么希望糊涂一点……都知道我是糊涂的也好了。"实际上，那也是他的一种逃避与解脱。

为了能分散他一些沉闷的心情，我曾刻意找些戏上的问题向他请教，甚至质疑，这时候他还能恢复些活力，还能看到些过去的自信心，那阴暗神情渐有消退，我深深体会到爸爸与艺术是分不开的。那天傍晚，爸爸觉得头晕，半边感觉有些偏重，送到医院急诊室，诊断为脑溢血，打上了点滴，病势反而愈趋严重，直至昏迷不醒。我们请了位301医院的医生来看看，那医生小心他说："我怀疑是"脑血栓"，请主治医生最好再确诊一下。"经过抽脊髓化验，确诊是"脑血栓"，两种相反的诊断，相反的治疗，立即换药……一切都太晚了。爸爸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去了。临走前除了一句："我不放心玉兰和孩子们……"再没有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