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组建的上海红楼剧团缺台柱子
“刚改革开放，上面下文说只要不演坏戏，文艺团体可以承包。我就想自己承包一个团出去演，观众可以多看戏，国家可以少拨点钱，演员们也可以多些收入。”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88岁高龄的徐玉兰在上海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回忆“红楼风波”的源起。
那时，上海越剧院还在吃“大锅饭”，“下海”、“百万大军下广东”、“承包”……这些流行风向没有撬动门户紧闭的越剧院大门。
“整个上海越剧院500多号人，不出人，不出戏，矛盾很多。我和王文娟刚60岁出头，精力还很旺盛。我就对她说，‘老王，我和你跟越剧院讲讲，拉60个人，组一个团搞承包吧。’”
但搞“承包团”并不顺利，徐玉兰回忆，领导第一天同意了，第二天又反悔。这样重复了四五次，激起了她性格里的固执，“他们不同意给我们搞，我们两个偏偏要搞。”
几经反复，1986年8月，徐玉兰、王文娟与上海越剧院、上海市文化局正式签订了承包改革协议书，成立“改革团”。也就是今天红楼剧团。这个改革团与上越有约法三章：人事制度独立、分配制度独立、演出独立。当时徐玉兰、王文娟分任正、副团长。
“改革团成立了取个什么名字？我发动大家想，想到一个好名字的，奖励20块钱，当时的20块钱可不像现在。后来胡兆芬说，你们有《红楼梦》就叫红楼团吧。”红楼剧团成立了，但没有场地，没有钱，台柱子当然也得自己想办法。
红楼剧团成立时，徐玉兰66岁，王文娟64岁，虽然电影《红楼梦》播放后，迷她们的人遍布全国，但人终究是老了，舞台需要青春的娇艳。“1987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已成立好几年，她们都是18岁、19岁的女孩，年轻漂亮。
为什么要到浙江挖人？
“红楼”有心，钱惠丽单仰萍王志萍有意
吸收新鲜血液，引进一些有功底、能演大戏、还有影响力的青年演员被提上红楼剧团的议事日程。她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手把手教过的学生：钱惠丽、单仰萍、王志萍。单仰萍、王志萍分别是桐庐越剧团和舟山越剧团的主力花旦，她们是王文娟的弟子。钱惠丽那时是诸暨越剧团的台柱子，还身兼副团长。她甚至模仿电影《红楼梦》，排了一个舞台版本，要到上海在徐玉兰和王文娟眼皮底下“班门弄斧”。
“演出前，他们团领导请我去看，还提前一个星期到上海，让我给重排。那时钱惠丽这个小家伙，像一块木头还只有模式，没有经过精雕细刻。但悟性不错，我留心了。”徐玉兰到现在还一直昵称钱惠丽为“小家伙”。
经过老师的点拨，钱惠丽发现自己在上海不过是初出茅庐的小年轻。为此，她曾几次写信给徐玉兰，希望能到上海学习进修一段时期，请老师继续指导培养。
1986年上半年，红楼越剧团还在筹建，徐玉兰、王文娟要带队到厦门、汕头等地演出。行前，徐玉兰发信给钱惠丽，叫她随团去厦门和汕头，边学习观摩，边参加演出。钱惠丽向当地文化局请示，领导同意她去学习半年，约定1987年春节回乡。这时徐玉兰已有叫她加盟红楼剧团的打算。
老师有心，钱惠丽有意，在去上海这件事上，经过厦门、汕头的巡演，她俩已心有灵犀。但真正要选择时，钱惠丽不是没有顾虑。“那次选择是一生最残酷的，上海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但离开诸暨我又充满了负罪感。”钱惠丽这样开朗的人，回忆这件事时叹息连连，当年为这件事她哭过很多次。
“每个人都热爱家乡，但也不是说，热爱家乡就不能离开家乡。假如我在上海成功了，不是有更多观众了解到是诸暨培养了我吗？”钱惠丽当年试图这样说服要求她回乡的领导。
为什么浙江会炸开锅？
三人辞职走人，上海特批进人
台柱子钱惠丽要“跳槽”，诸暨越剧团自然不同意。所以上海市文化局派人到诸暨正式商调钱惠丽时被拒绝了。诸暨越剧团同时派人，催促正在红楼越剧团演出学习的钱惠丽立即返团恢复演出，并任命她为诸暨越剧团团长。
商调钱惠丽的事没有办成，同时，上海越剧院与舟山越剧团商调王志萍、与桐庐越剧团商调单仰萍之事，也均告受挫。1986年底，钱惠丽进修半年期限届满，她必须回到诸暨越剧团。
几经努力商调未果，钱惠丽、单仰萍、王志萍三人最终还是通过口头或书面辞职，去了上海。
这时，浙江媒体开始介入“红楼浙江挖角风波”，披露红楼越剧团“强行嫁接”浙江“小百花”的消息，调动的问题开始有“火药味”，浙江文艺界炸开了锅。
辞了职，钱惠丽还是在户口和档案的问题上遇到了难题。因为单位掌握着人事档案，只有调动才能够带走你的档案，单位不同意你却走了，意味着你从此就成了“黑人”。钱惠丽当时就是这样的处境。“那时还发粮票，我的户口是诸暨越剧团的集体户口，这边调不过去，人到了上海，连粮票也没地方发。”
徐玉兰为此向上海有关部门求助。而上海方面为了引进人才，曾有一个双重户籍的特殊政策。经过有关领导特别批准，专门为钱惠丽在上海重新立了户口，她的粮油供应等问题也相应获得解决。当时同样享受过此等待遇的，只有著名国画艺术大师刘海栗、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等极为少数的几个人。
谈判为什么剑拔弩张？
对人才流动的认识差距很大
上海这一做法更激怒了浙江文艺界。在浙江户口未迁出未注销的情况下，在上海重新设立户口，使钱惠丽这批演员回到浙江的希望完全破灭。浙江有关部门组织了一个12人代表团，专程赶到上海越剧院红楼团要人。
12人团队分工合作，一部分人找到三个年轻演员挨个谈话，动员她们回浙江；另一部分人和红楼越剧团坐下来谈判，希望他们送三个演员回去。
这场谈判，双方剑拔弩张。为隆重其事，浙江方面在桌上放了一架当时流行的“四喇叭”。上海谈判团代表看了，也叫工作人员去拎了一个同样的“四喇叭”放在桌上。双方对峙了两三天，火药味越来越浓。浙江团直斥红楼团不择手段挖墙角，红楼剧团则说全国越剧是一家，浙江团搞地方保护。
“报纸天天在骂我们，我是富阳人，家乡人把报纸寄来劝我，你们搞什么，不要犯错误啊。”徐玉兰说，我就跟他们解释，把她们调来红楼越剧团，是为了事业，没有个人私心，“我不是叫她们来做我的女儿，是来继承越剧艺术的。”
“现在看起来，这是当时观念的问题。之前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时，也是从下面挖人上来，集中优势，办了一个高质量的团。”浙江文艺界一位当年“红楼风波”的亲历者含蓄地表达了现在对这件事的看法。
“单从浙江角度来说，他们挖了我们的人，我们是有损失的，指责上海也是因为含有一种爱护浙江越剧的感情在内。只不过事实证明，人才流动这件事，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管不了的。她们三个人也的确有出息了，对越剧的整体发展还是有好处。”
“现在上海越剧界还到浙江来挖人，但我们已经有应对办法。像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他们挖了很多次也没挖走。要保护剧团的阵容，得给演员创造各种条件，让演员自己衡量和选择。”
“红楼挖角风波”也渐渐平息，钱惠丽、单仰萍、王志萍三个人最后留在红楼剧团。虽然她们住的都是集体宿舍，也没有了原先团里众星捧月的地位，收入更要靠自己演出赚取，上海越剧院只给医疗和劳保，但她们得到了老师的贴身指导。
“我对她们要求很严，在外地演出，出去逛街晚上12点一定要回宾馆。每场演出，我和王文娟在台下看，哪里不对立刻到后台告诉她们。”徐玉兰说，当时压力也很大，如果不把她们调教好，也辜负了她们到红楼越剧团的勇气。后来，钱惠丽、单仰萍排了《红楼梦》，王志萍排了《追鱼》，到全国巡回演出，还多次到新加坡、泰国等地访问演出，受到当地“越剧迷”如痴如醉的欢迎，三人终于成为越剧明星。
“没有改革，就没有红楼越剧团，就没有三个小家伙到上海来……”今天徐玉兰重温这件事，欣慰“红楼风波”终于还原到人才流动这个普通定义上。（王玲瑛）
（摘自 《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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