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演员金采风写了一本自传《越剧黄金》。该书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报今起节选连载。

1.全家终于盼来了一只金凤凰

我是越剧演员,但我却是宁波人,按照正规的说法,祖籍是浙江省宁波鄞县。我父亲叫金宝富,母亲叫潘玉香,在上海顺昌路开了一爿小小的制鞋店,所以我的“阶级成分”就属于小业主家庭出身。

我们姐妹兄弟六人,我是老大。说来有一点奇怪,我父亲和母亲结婚已经有两年,老是不见母亲有喜的征兆,家里的长辈都担心我母亲不会生育,就有些急了,甚至有人劝我父亲再讨一个。这在当时也是名正言顺的。但是我父亲不肯,并动情地对我母亲说:“你不会生养,这是命里注定的,我不讨小,不想去害人,我们还是去领养一个吧。”母亲为此很感激父亲,听他的话,曾先后到育婴堂领养过两个,但是都养不大,夭折了。

不久,母亲竟怀孕了,怀的就是我。1930年11月的一天,我出生了,虽然是个女儿,全家人却也欢喜得不得了,觉得全家终于盼来了一只金凤凰,所以给我取名金翠凤。好不容易得到了我,又怕失去我,便把我抱到庵堂里去在我头上烫了一个香洞。这是老派的迷信,以为这样能消灾祛难,养得牢,所以至今我的头上还留着一个疤痕。

说到我的母亲,我是打心眼里敬爱她尊重她的。她很小就被生母送给人家做养女,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也从来没有去寻访过,因为养父母待她很好。在她16岁那年,还不怎么懂事呢,就嫁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出名的孝子,对我的祖母百依百顺,赚来的钱不是交给我的母亲,而是交给我的祖母。但他也很喜欢我的母亲,常常将祖母给他的零用钱偷偷地在被窝里塞给我的母亲。可是我的父亲脾气很不好,动不动就要发火,发起火来的时候多半又是将气出在我母亲身上。有一次,记得是个大冷天,母亲熬了一剂补药,想给终日劳累的父亲补补身子,不料药碗刚送上去,父亲不知怎么又来火了,手一甩,药碗被打得粉碎,药汁溅了母亲一身。母亲吓呆了,又不敢和父亲申辩,只好缩在一旁淌眼泪……受了男人百般的气,母亲还是任劳任怨,从店务到家务,母亲都一人承担。在店里她相帮照料生意,在家里就更不用说了。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聪明能干,样样拿得起。不说别的,就我们6个孩子的衣服,都是母亲手工缝制的。有一幕景象时常在我的记忆中浮起:店打烊了,全家人晚饭也吃过了,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在桌上摊开了一块布料,旁边是一把尺和一把剪刀,我们身上穿的新衣服就一件一件在母亲的手上像变戏法似的变出来了。

母亲终日操劳,仿佛没有好好地休息一会或者偷闲片刻,自己去“小乐惠”一下的时候。要说有的话,那就是陪我的祖母到马路对面的同乐戏院去看场越剧。这是她唯一的文化享受了。我想,母亲仅有的一点文化知识,大概也就是越剧中得来的。她是受我祖母的感染而喜欢上越剧的。祖母有时候也带我去,我当然也迷上了,说来也就是“缘”……

同乐戏院是专演越剧的场子。那时越剧还进不了“卡尔登”(即后来的长江剧场,已拆除)“大上海”(也已拆除)等第一流的大剧场,地处顺昌路合肥路的同乐剧场也算是越剧的“黄金宝地”吧,好多名角都到这里来演出过,如袁雪芬、尹桂芳、竺水招、邢竹琴、邢月芳、金香琴、王水花等都在“同乐”展露过她们的风采,也都是我迷恋的对象。她们在台上一会扮小姐,一会扮夫人,一会扮书生,一会扮老爷,穿着崭新发亮的行头,进进出出,哭哭笑笑,把我带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梦幻的天地。她们有时从后台走出来,只要朝那里一站,还没有开口,台底下的观众已经如醉如痴,叫好,鼓掌,有的还跺脚,兴奋得霎时忘掉了一切,只有眼前的这个演员给了自己莫大的安慰。我是这些观众里的一员,同样的兴奋我也有。但我更有幻想,假如有一天我也能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假如有一天我也能当上主角,挂了头牌,面对着这些观众热烈欢呼的场面,那将是一种令人多么难以想象的美妙的人生境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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