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羊城晚报》的一篇报道很有意思——“大戏该不该进私宅上演?”话说广东木偶剧团负责人潘大庆刚刚走马上任,就碰到了难题:最近有个家庭请他们到家里为小孩八岁生日作演出。该不该去?
原本是一个简单的演出邀请,但是在我们的艺术家眼里,确切说是在“几乎广州所有的国有演出团体”眼里,这成了一个“伤脑筋”的抉择,首先是“艺术资源有限不忍浪费”,艺术应该服务大众而非考虑小众,更重要的是某粤剧团负责人的心迹,“单给一家人演戏,那我们和跑堂的有什么区别?我们和过去的戏子有什么区别”?看来,与其说令艺术家们伤脑筋,不如说是让艺术家们伤自尊了。
如此的孤芳自赏,戏曲木偶等民间艺术表演在我的感觉中,就像一个“最后的贵族”,她站在千百年来逐渐搭建起的“戏台”上,矜持而落寞地等待着观众的喝彩,等待着往日的票友。不能完全说是观众在各种娱乐活动逐渐发达的今天冷落了她,而是她那种一板一眼的贵族的姿态,亦步亦趋的扭捏的姿态,真的在舞台与观众之间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
观众更需要的是,能够跟着舞台上的歌星一起唱熟悉的歌,能够跟走下舞台的偶像握一次难忘的手。而戏曲,水袖一甩,就自顾沉浸在了自己的艺术演绎里。
不是我们不再享受唱大戏的热闹了,而是,戏曲把戏台的架子越搭越高,以至于这种民间自娱自乐的最佳方式也变得“曲高和寡”了,刀马旦的大牌登场自然远比不上一场超级女声的喝彩。
说实在的,戏曲得以推广和兴盛,恰恰是得益于一户户、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去唱去传,而不是照着流传下来的折子唱经典,在进入史册的戏曲理论里获得身份的认同。所谓“国粹”,不是说有了元老地位就可以端着个架子摆谱,而是需要艺术家们不遗余力地推广,薪尽火传,以致大街小巷随口问一人,一张嘴都能摇头晃脑地来上一腔。
还记得香港的一部电影《新不了情》,影片里袁咏仪母女,因为喜欢唱粤剧,在庙街搭个简易的棚子,为市民演出,有钱给钱,没钱喊一嗓,既能满足自己艺术表演的欲望,同时也将粤剧从小巷胡同里唱到了生活的大广场。 让戏曲回到民间的屋檐下,让戏台搭在有人围观的地方,让经典流传成更经典而不是绝唱,大概,这些问题才应该是艺术家们更伤脑筋的问题吧?(草暖)

(摘自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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