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在六十年代曾风靡于港台。最近，安徽黄梅戏剧—团赴港演出，又受到海外同胞的赞扬和鼓励，无疑对繁荣黄梅戏事业也是个促进。安徽省文化局副局长余耘同志这次率领省黄梅戏剧团赴港演出，我们特邀他写了一最赴港观感，以略读者。黄宗毅、黄新德同志都是赴港演出的演员，也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自己的感受。
希望黄梅之花再度飘香海外。
六十年代初，随着《天仙配》等四部黄梅戏影片的相继放映，在香港曾经掀起一股黄梅戏热。严凤英、王少舫等著名演员的名字，深深留在港澳观众的记亿中。二十年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初，安徽黄梅戏剧团首次来到香港，在新光大戏院先后演出了《罗帕记》、《女驸马》、《天仙配》三出传统剧目。虽只演出八场，但观众的反响却是强烈的，上座率一天比一天高。那几天；电台播送黄梅戏，不少商店也播送“黄梅调”以招徕顾客。日本有两位研究东方艺术的专家，专程赴港连看八场黄梅戏。香港的报纸，纷纷发表评论和介绍文章，有的报纸指出，由于安徽黄梅戏剧团的到来，香港再度掀起了黄梅戏热。
黄梅戏所以受到海外观众的喜爱，由于这朵绚丽的鲜花根植于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土壤，具有浓郁的祖国乡土气息。在六十年代初掀起的黄梅戏热中，香港邵氏影片公司曾拍摄过八、九部电影，被称为“黄梅调影片”。歌坛上，一批“黄梅调”歌手也应运而生。他们唱的“黄梅歌”，是从《天仙配》、《女驸马》等几部影片中选取的部分曲调，虽然扩大了黄梅戏的影响，但远不能体现黄梅戏音乐的全貌和特色，给观众造成黄梅戏虽然好听，但总有些单调和平板的错觉。我们这次赴港，使香港观众看到了黄梅戏的真正面貌。观众们与当地流行的“黄梅调”对比，感到来自大陆的“原庄”黄梅戏是别具一格的：味道醇厚，曲调优美，丰富多彩，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黄梅戏的表演，有程式又不拘泥于程式，以刻划人物见长。看了演出后异口同声地称赞黄梅戏好看、好听、好懂、好学，是很好的戏曲形式。剧场中气氛活跃；观众不断报以热烈掌声。演员每场都要谢幕三、四次。
港澳同胞对黄梅戏的热爱，使我们自豪，同时也感到这是对我们的鞭策。有一次，一位船长的夫人在新光酒楼宴请潘璟琍等同志，酒楼的领班和几位女服务员知道后，主动围上来，交口称赞黄梅戏，要求再给她们弄戏票。我们的同志离开酒楼时，服务员们握着演员的手，恋恋不舍。新华银行的一位马经理，大陆来的戏几乎看遍了，可谓见多识广。这次看了安徽黄梅戏剧团的演出后对我们说：出乎意料，你们文戏演得这样好，味道确实和香港的大不相同，你们是民族化的艺术。他送了几盘高级磁带给几位演员，希望把在大陆演出的实况录上去后再寄给他。他说：“这样，你们虽然人走了，但我仍然可以欣赏到你们的艺术，我会感到是一种满足。”他们对黄梅戏的热爱，正是民族自豪感的一种表露。他们的爱国热忱，使全团同志深为感佩。在港的台湾同胞对大陆艺术尤其喜爱，想迫切了解大陆的情况，打破三十余年的隔阂。一位居港的台籍女同胞也许出于偏见吧，过去不看大陆来的戏。这次有人送给她一张《女驸马》的票，她去了，一看就觉得大陆的黄梅戏美，有味道；接着又兴致勃勃地看了另外两个戏。新光剧场附近有个台湾同胞开的商店，两位青年店员都是台湾人，几次邀请我们到店堂坐坐，态度很热情。有一次我们乘坐的大轿车和台湾同胞乘的汽车并驾齐驱，他们一看我们是大陆来的，就在车窗口频频招手，我们也热烈招手呼应。这些正是割不断的同胞深情的自然流露。
香港有不少安徽老乡，对我们的演出更是异乎寻常的热情。每晚开演前，乐池前围满桐城、枞阳一带旅港的同胞。他们饶有兴味地询问家乡的情形。桐城籍的王荆柏先生等代表皖籍同乡到车站热烈欢迎我们的前站，离港时又热烈送行。在安徽同乡为我们前站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情景尤为感人。他们相约：同乡聚首，一律讲乡音。席间，黄新德和潘璟琍表演了《夫妻观灯》片断，讲的又是安庆小白，乡风土语强烈地感染着人们，座中掌声不绝，有的击节赞赏：“太好了，太好了，真正听到了家乡话！”一位同胞说：“听了一曲乡音，使我遥想起安庆的振风塔！”还有一位桐城乡亲，即席赋诗：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黄梅花满枝”。同乡们为我们送来了花篮，为我们奔走宣传，并一再叮嘱我们：“希望你们常来香港演出，带新的好戏来！”
当然，香港同胞喜欢黄梅戏，不仅是因为他们思乡之情得到了某种慰藉，也与我们演出团有一个整齐坚实的演员阵营分不开。遵照省委的指示，我们执行了这样一条组建演员队伍的方针：以著名演员、老演员为艺术指导，中年演员为骨干，大胆起用和培养青年演员。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方针。
这次赴港演出的青年演员，或刚从艺校毕业，或从基层剧团上调不久，舞台经验缺乏，演技也显得稚嫩。能不能让他们到香港这样一个地方去挑大梁，闯开路子？对此，开始确实有不同意见。这次，我们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下定决心，力排众议，坚持让这些风华正茂的新生力量去勇挑大梁。结果，证明这个决心是下对了。这些青年人，刻苦学习，虚心求教，一场比一场演得好，首都文艺界人士说，看了青年演员的演出，“耳目一新”，觉得你们“实力雄厚”，“光彩照人”。香港的观众和舆论界，对青年演员的表演，作了充分的肯定。如一家报纸评论马兰说：“她不仅扮相俏丽，嗓子清越，且富于表演才华，……在《洞房》《后宫》两场戏中，唱做繁重，又要刻划人物焦虑不安的复杂心情。马兰演来层次分明，令人叫好。”这番评语并非溢美之词。陈小芳、黄新德主演的《天仙配》，观众踊跃，赞誉之声颇高。吴琼、杨俊、吴亚玲等，均有好评。
王少舫、潘璟琍、张云风等老同志，对中青年演员既热情传艺，又严格要求，起到了艺术指导的作用。潘璟琍带病排戏，七仙女的戏基本上是她逐一指点的，对待新学员她既是严师又是益友。王少舫一面演出，一面又指导中、青年演员。北京和香港，对他的表演艺术均很推祟。香港《文汇报》的评论文章，赞扬他成功地塑造了《女驸马》中那个善于机变，奉承诌媚的刘文举形象，说他“举手动步，浑身是戏”，而眼神的运用，“喜怒哀乐蕴其中”，可谓“炉火纯青”！
赴港演出团中，象许自友、江明安、梅伟慈、夏承平、黄新德等中年演员，在艺术上已有一定基础，并在继续成长，他们承先启后，既是业务骨干，又是辅导青年演员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表演艺术，引起了各方面的注目。对许自友的唱腔，舆论界认为唱得很有韵味，刻画人物细致入微，体现出严凤英的某些演唱特色。江明安在《罗帕记》中扮演的店主姐，不温不火，恰到好处。黄新德的扮相、身段、唱腔、表演，吸引了不少观众和专家。梅伟慈演《女驸马》中的公主，雍容大度，刻划细腻，《商报》评论说她演得“有感情，有戏味，有变化，显出她有较多的体验。”
老演员“宝刀末老”，中年演员继往开来，一代新秀正在迅速成长，老、中、青三代济济于一台。这种兴旺的景象，引起了观众的兴趣。对台湾文艺现状颇有了解的邵氏电影公司著名导演李翰祥说，你们的这个阵营开到台湾，一定受到欢迎，一定打响。
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严明的纪律，这是我们赴港演出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是党一手培养的文艺工作者，不仅要把戏演好，也要把精神文明带到香港。”这是全团同志共同的心愿。我们在港的住地，条件较差，十几个人挤在一间房内，又是上下两层的床铺，不大方便。部分同志睡在剧场后台和化妆室内，条件更差。我们出门都不坐小汽车，全团只集体游玩一次海洋公园。这样，我们为国家节约了一笔外汇。我们还协助剧场服务人员工作，伙食上从不挑剔。服务人员对我们艰苦朴素的作风很有好感，临走前还自费买彩色胶卷为我们拍照留念。联艺公司负责人称赞我们“领导有方，大家自觉”，可以和天津杂技团等相媲美。
赴港演出团的同志们，都能严格要求自己。许多同志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又照常上班。一位老演员在台上念错了一句台词，立即作了自我批评。有一次，一场戏结束，大幕没有及时闭上，一查原因，原来舞台监督被剧场工作人员找去商量事情，耽误了。尽管他不是为私事离开岗位，但还是严肃批评了他。这件事，被新光剧场的舞台监督看到了，大受感动，说：“你们做事真认真！”
在香港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演出团的同志没有受到污染，讲人格和国格，显示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应有的精神风貌和执行纪律的自觉性。香港观众对所钟爱的演员，有送礼的习惯，银行界和东方艺术研究中心的一些太太们，对马兰很着迷，要认她作干女儿，要送她种种礼物，马兰一再婉言谢绝。香港归来，演出团路经深圳，海关人员惊叹地说，你们是从海外归来的艺术团体，真象是“清水衙门”。
我们赴香港的演出活动，是在省委的领导下进行的。对外文委对这次演出非常重视，给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上海、北京和省内的文艺界同行，也给了我们巨大的援助和指导。加之香港有关方面的有力支持，这些都是我们的演出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我们在香港时间虽不长，但是香港同胞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感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观众热爱黄梅戏的动人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这次演出，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增强了发展黄梅戏的信心和勇气，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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