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是个谈性色变的国家。道理是明摆着的--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饮食解决人类的短期延续,男女则解决人类的永久延续。这本是个健康、积极、堂而皇之的话题,可是绝大多数的哲学家和道学家,却没一个敢正视和宣传它。进人封建社会以后,伦理的绳索把人们捆绑得越来越 紧。"授受不亲",反对在男女之;司进行合乎礼仪的正当社交;"夫为妻纲",则把健康的男女关系扭曲。先结婚后恋爱的现象比比皆是,但最后是否能恋爱成,就只好撞大运了。永不恋爱也照样活一辈子,也照样儿孙满堂,也照样被认作是完成 了"性"的最高使命--这种情况实在数不胜数,这也实在是古代中国的悲哀……在古代中国,"性"一直是个炙手更炙心 的敏感问题,谈"色"贬"色"则大有人在--统治者和道学家企图以被庸俗化了的"色",去取代那本应温馨或热烈的 "性"。封建时代的生活中充满了礼法纲常,但其制定仅仅是给所有人"看"的,真被它管束起来的,只是那些无权无势无 财无富的人。至于拥有权势财富的少数人,自身行为全然不受礼法纲常的束缚。因此在"性"问题的两面,分别是惨痛的 血泪和疯狂的纵欲。"性文化"一词,在古汉语辞典中是查不到的。其实,没有文化或不讲文化,正是文化的一种特殊形 式。在中国--古代中国,许多问题都呈现出这样不近人情 的特殊形态。 京剧中有哪些"不讲性文化"的"文化"呢?和昆曲相比, 京剧显然属于老百姓阶层的艺术。因此它对于"性"的观点以及表现),就自然有自己的认识和做法。比如,京剧就没有像昆曲《牡丹亭》那样的剧目,也没有像其中"游园"、"惊梦"、"幽媾"那样的场次,更没有像"这一霎天留人便,草藉花眠, 则把云鬟点,红松翠偏。小姐休忘了哦,见了你紧依偎,慢厮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逗的个日上胭脂雨上鲜"的唱 词。京剧观众欣赏不了这样的昆曲,因为文化水准不够。再如,在生、旦、净、丑几个主要行当中,生(尤其是老生)、净多 表现帝王将相,几乎就没有表现生、净进行恋爱行为的场面。可能是昔日的京剧艺人不熟悉这些人物,就给"免了"。在 京剧中谈恋爱的,几乎让才子佳人(旦、小生)所垄断。但在旦行当中,直接描写小家碧玉的,就远胜于描写大家闺秀的。大家闺秀每逢听到长辈给自己做媒,只会害羞,只会低头,只会敛枉,吐不出一句生动的话语来。而金玉奴给冻饿的秀才莫稽一碗豆汁,爱时敢爱,恨时敢恨。"打"本子的熟悉,演员"扮"上了塌实,都因为从心底熟悉并热爱这些底层人物。当然,京剧演员观众还是慈悲的,一当大家闺秀团婚姻错误落到可悲境地时,当她们或自尽、或反抗时,人物往往又"活泛" 了起来--演员开始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将她理想化了--这一来,便又得到观众的同情。上面讲的,是京剧由于自身性 质的规定,在展现"性文化"时在内容上的特征。 京剧在表现"性文化"时,在手法上又有哪些特征呢?先略讲几句从前的淫戏--大约是在本世纪10年代战者稍后),经常演出于"中轴"的剧目。我只是从梨园老人处听说 过它们的剧情,或是浪人勾引荡妇,或是几个小老婆间争风吃醋,"床上戏"一般是搁到帐子后面或幕后进行的。他们和她们在舞台上多是"斗嘴皮子",说一些很能引起男性观众"兴奋"的猥亵言词。为什么不直接表现"床上戏"?并不是因为当时艺人懂得应该澄清舞台,关键原因还是由男性演员扮演女性角色,无法给观众造成一种"生活实感"。试想:后来的电影或话剧中,都是男扮男、女扮女,如果加一场"床上戏",才能刺激观众。而同是男性的演员,一旦往"脱" 的方向发展,只能引起观众的恶心,同时这样做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京剧依靠"延长"去"间接"演戏的基本规律。京剧最 怕"脱"。京剧演员表现自己的心情,不一定单靠嘴上讲,恰恰相反,最佳的表现方式是靠"延长"部分的动作去"说"。什么是"延长"?比如纱帽的帽翅、脚底的朝靴和腰间的玉带,都是人物表达心清的极好道具。用道具去"间接"说,比 用嘴"直接"说要强得多。在表现"性"的剧目中,也有利用了"延长"的。比如《战宛城》,剧中如何"写"张绣的婶母邹氏思春呢?那手法实在是高明的--写她在自己的房间中,看到两只耗子(一公一母)从床下钻出来,又在邹氏眼皮底 下交配。两只耗子"做"成了道具,都捆绑在两根粗铁丝上,由"检场"隐藏在帐子后面,把两只耗子伸出来"耍"。邹氏 看着,看着,引起无端的感慨,浑身不由自主地"做"出许多为"过来人"能够意会的动作。过去花旦演员大概没有不会的,其中似又以"筱派"最能"勾人魂魄"。至于在一般剧目中,似乎都很少涉及"性"。像《四郎探母》一剧,杨延辉深夜回到宋营,见到了久别的原配妻子。夫妻重逢,按照"今天(近现代)艺术"的观点,总免不了"那个",尤其是在妻子的那一方,似乎理应更具有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需求。但是舞台上没有表现,甚至四夫人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处理是有道理的,四郎和四夫人同在礼教重压之下,即使在这么一个时刻,双方是应该按照目前舞台上的样子去做的。在另一些戏中,像《武家坡》、《桑园会》和《汾河湾》,这个问题不能再回避了,但是处理就很好--在误会消除后,妻子含羞向丈夫说:"随我来呀……"丈夫当然明白其中的潜台词,于是高兴地回答一声"来了……"观众看到这 里,也觉得恰到好处。 今后,京剧应该如何对待和落实"性文化"呢?这首先取决于"性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定位。只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变,那么在京剧中透彻并准确地反映"性文化"的一天,就迟早会到来。我忽然想到西方音乐,仿佛任何著名作品,其中、其后都 仿佛隐藏着一位女性,作曲家要么是从这位女性处获得了爱情,要么是因失恋而不能自拔,总之,他是把心中最深、也最真的感情倾泻到音符之上,然后再传达给观众。不管作曲家的爱情本身如何,但是一当凝聚成音符,就变成一种神圣、澄 彻的感情。听众"听"下来之后,尽管不可能了解曲子背后的那位女人到底是谁,也不能给作曲家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但无不被这种崇高、深刻的感情所打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作曲家对时代的贡献就已然达到。京剧属于戏剧范畴,感情(尤其是性爱--男女之爱) 不能脱离特定人物而抽象存在,这决定了不能拿京剧和音乐做简单类比。但是,如果把个人间的性爱稍微扩大一些, 扩大成既有个人性爱,又有对一个地区、一段生活的爱(也就是作曲家自己曾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把二者凝结到一起,像瞎子阿炳的某些作品,像近年歌坛涌现的"西北风"那样的类型化的歌曲浪潮,似乎就能为京剧的前进开辟一条 新路,至少是对京剧开辟新路有所启发。如果这样做了,或许就会改变京剧那种僵死旋律,甚至于还会对早已定型的 板腔传统发起冲击。我以为,小至僵死旋律、大至板腔系统,都或多或少完成了"这一代"京剧的历史使命,它们和新的表现内容已日渐格格不人,尤其是如果打算以作曲家那种属于个人的、并且是思想深处的真挚感受作为音乐核心 的话,现存的旋律、板腔不但无能为力,而且只能起绊脚石 的作用。新一代的京剧不可能直接产生,必须先有新一代地方戏的繁荣并向京戏展开剧烈的冲击才成。而地方戏,顾名思义,就是流行在非中央、非城市、非中原的轻松小戏--如果这 一立论成立,那么地方戏表现"性"也就驾轻就熟。在非中央、非城市、非中原的地方,以"性"点燃的音乐本来就留传得很 深远、很广泛,到生活中去采风也是容易的,融汇进自己的剧种也相对简单得多。像东北的"二人转",表现"性爱"方面就很有传统,那么,由"二人转"基础上诞生的吉剧、龙江剧,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显然就具有京剧无法比拟的优势。既然京剧昔日的盛兴,是以融汇诸多地方戏的营养为前提;那么在今天和今后,京剧要想再一次重振昔日的声威,恐怕也需要以地方戏的先期繁盛为前提. "红灯区"·"绝缘层"·"过来人" 男旦可能引发两种意义上的"红灯区"。
一是舞台演出中的。有一位很走红的歌坛"男旦",曾穿以豪华的女性衣裙,和著名京剧演员高玉倩一起清唱《红灯记》,剧场效果很"热"。试问观众"热"什么?如果是一般清唱,不着剧中人的衣服,观众可能会"分一半心"去关注演员。然而"这一场"清唱,观众先认准了高玉倩--"原版"《红灯记》的李奶奶扮演者,那么此际演唱铁梅唱段的无论是谁,观众都要拿"她"和刘长瑜来比。出乎观众预料,"她"竟然是一位他!--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演唱四大名旦的流派剧目中还问题不大,因为流派的创始人就是男旦。然而事情偏偏发生 在现代戏中,原来的演员是女性,您被假装的"女性"一干扰,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男扮女装的铁梅身上,谁还有心去领略人物的感情?甚至,连刘长瑜原来唱腔的韵味也顾不上品评。
这,不能不说是对艺术真实的一种冲击。还有,生活中的男旦常常不是光唱京剧的,他"高兴上来"时,或许会反串一些流行歌曲,甚至敢于和女性的歌星当场较量。假设发生这样的事:请这位"男旦"歌星和当代著名女性歌星毛阿敏、韦唯、董文华同台(特别是同场对唱),观众的轰动情绪肯定会集中在男旦身上,会琢磨他怎么会那样"像"她们?而她们的歌曲内容和演出风格,显然又都属于"当代艺术",本来都应该是最崇尚"真"的--像董文华如果演唱《十五的月亮》,那么随着演员声情并茂的表演,观众会一点点地"进人",会逐渐把董文华就看成是某一位边防军人的妻子--至此,演员和角色开始合一。如果"男旦"歌星也唱这首《十五的月亮》,那么糟了,军人的妻子是"反串",演员唱得越是声情并茂,对歌曲内容的干扰也就越大。这应当算是一种"红灯区"。 还有另一种更"厉害"的"红灯区"。任何演员一旦充当了男旦角色,就不免会把角色的某些特征"传染"到自己日常生活的下意识行为当中。说白了,有可能比"胡四"还"胡四"。对此,他们自身或许还没有知觉,但周围的人受不了--实实在在地受不了!如果一旦从"受不了"发展到"受得了",那就更糟,就有可能在梨园和整个社会的交界处,形成一些不大不小的"红灯区"。据说,一些青年的男旦演员不好找对象,结了婚也不美满。更听说,一些男旦对结婚不感兴趣了,而在和男性朋友交往时产生了触犯刑律的行为。这种情况(尽管是个别现象)的出现,本来是由男旦为艺术对社会做出的"牺牲"所致使,但男旦因畸形性心理的驱使,做出之事却伤及到他人、乃至损害社会--这样一来,就很难赢得社会的同情。对此,又应该怎么办?恐怕这就牵涉到一个如何对待、处理红灯区的问题。对于那些卖淫、赌博,吸毒的红灯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条:坚决禁止取缔。对于出于艺术需要而形成的这些"红灯区",却不是由一道命令就能禁止的。这"红灯区"与那红灯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经常产生、存在于无形之中,叫你感觉得到却又摸不着。
不妨提问:京剧的"红灯区"究竟会给社会带来多大危 害?我认为,它基本呈封闭状态,其毒素只在一个梨园内部的小圈子里扩散,理由是这种"红灯区"的外围涂有一种"绝缘层"。因为京剧是古典剧种,从题材到手法都是古典的--这一来,就对未来社会的广大青年涂了"绝缘层"。未来社会越是趋向"现代",青年人掌握知识中的"古典"成分比重也就越少,同时近现代艺术对之的感染力也就越大。可以这样估计,京剧观众在未来社会中,大约须等到"30岁"后才能自然形 成,京剧观众在未来社会是难于"从小培养"的。而"30岁"这个年龄界限,对于一般人来讲,婚姻问题早已解决,更因为社会经验的趋于成熟,"性文化"已不再属于"神秘王国"。由此 所决定,这时的人可以平安地转为"性文化"上的"过来人"。"过来人"大多可以具备"性文化"的一般常识,欣赏起京剧的 "性表现"时只会从容而不会惊慌,丝毫不会再受到"红灯区"的影响。所以我希望,让京剧成为"过来人"的艺术吧。 转自"前门楼京剧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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