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中石忆奚门春秋

庚辰重阳，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来到河北石家庄，参加先师奚啸伯诞辰９０周年的纪念活动，座谈、交流、讲学、演出，不顾年近八十高龄仍在为奚派艺术的弘扬而殚精竭虑，令人钦佩。笔者数度面晤中石先生，记下了这位奚门高足、票界耆宿对恩师奚啸伯生平艺术的点滴回忆和精辟论述。

奚先生在这里找到了艺术知己

作为一代京剧艺术大师，“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为何后半生落到了石家庄，始终有些人不能理解，甚至为其哀叹。欧阳中石却不这样认为。“奚先生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艺术知己”，一言既出，满座动容。他回忆道，奚先生不止一次说，每回下乡演出，平心而论，生活很艰苦，但奚先生却觉得“坐大胶皮车，在风雪地里唱，感到心里安慰”，他由衷地认识到原来自己的艺术圈子太狭小，到石家庄后，生活天地才更开阔了，他把广大观众包括农村的老乡都当做自己的艺术知己。据笔者了解，至今石家庄地区的不少地方还流传着奚先生抱病演出和万人争看名须生的动人故事。

“给程式以生命”——奚啸伯的艺术真谛

欧阳中石是公认的奚派最杰出的传人，他曾以“清新雅致、委婉细腻”８个字高度概括奚啸伯的艺术风格。奚先生对京剧艺术的最大贡献是“给程式以生命”。他认为，戏曲必须有固定的程式，关键是怎样来处理程式、运用程式，程式一旦有了生命，就能够表达观众共同的心声。欧阳中石认为奚先生的这一见解，不光可以用来衡量京剧，而且在所有艺术范畴都可称得上是真谛。值得一提的是早在解放前，奚先生就站在京剧改革的前列，反对只演程式不演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他最早演出现代戏，到“文革”前，共上演２０多出，是京剧名家中演现代戏最多的一位。

老师从来没有给我说过他是奚派 欧阳中石告诉笔者：“啸伯老师从来没有给我说过他是奚派。”不仅如此，谭富英、杨宝森、裘盛戎诸位名家也没说过自己是什么“派”。一次学《失空斩》，奚先生说起余派怎么唱，欧阳中石就求教余派的特点是什么，奚啸伯一下子被问住了：“我也不知道余派的特点是什么，让我想一想再告诉你。”过了３天，奚先生对爱徒讲：“观众这一点愿看他，那一句爱听你，他就是杨派，你就是余派，这是大家的评论。所谓流派，说到底就是每个名家都有自己征服观众的办法。”在《四十年的艺术道路》一文中，他写道：“如果说是自不刻苦日趋下‘流’则可，如果说自成一‘派’了，毋宁说是社会论者的一种批评。”

马连良曾劝奚先生不要光收大学生徒弟

奚啸伯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知识渊博，学问深厚，使奚派艺术达到儒雅脱俗、委婉深沉的高超境界。奚先生平时多喜结交教授、作家、画家、音乐家等文化人，所以，在知识界奚派艺术影响很大。欧阳中石还向笔者透露了一个鲜为人所知的故事——四大须生之首、京剧大师马连良曾有一次劝告奚先生：“你得好好教学生，得有传人啊。你的徒弟尽是些大学生，不行啊。”但奚啸伯则认为大学生徒弟虽不能下海唱戏，却能忠实地再现他的艺术真髓，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不易理解他的高妙之处。后来马连良也承认奚啸伯这样做是对的。

４０年代初，欧阳中石在济南念高中时就已是京剧票友了，有幸结识奚啸伯并学了不少戏。１９４８年，老师欲让他下海唱戏，中石自然求之不得，可父亲一定要让他考大学。奚先生通情达理，并不勉强，说：“你先去考大学，考上更好，若考不取，再下海也不迟。”后来中石考进北京大学，虽然没有下海，却成了继承弘扬奚派艺术的大功臣。

奚啸伯呕心沥血十年改一字

欧阳中石还向笔者讲述了奚先生修改两段老戏唱词的故事。在《白帝城·哭灵碑》一折中，刘备唱到关羽时称他“华容道放曹操，大仁大义智量高”，奚先生通过仔细研究三国原著、分析人物性格和历史环境，认为刘备是有意放走曹操，自己方可以“清君侧”之名，割据称王，但这又绝不能在唱词中说破，于是就把夸赞关羽的后一句删掉，改为重复一下“放曹操”三字，一切尽在不言中。可是有的人不知其中深意，还以为是奚先生年老体衰，气力不济，少唱了一句。对演了多年的《空城计》，奚先生也在不断推敲完善，如其中诸葛亮的一句老词是“保汉家二代贤臣”，总感觉不对劲，有自我吹嘘之嫌，与孔明深沉含蓄的性格不符，于是将“贤臣”改为“贤君”，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一代贤相的耿耿忠心。 奚啸伯与中石情同父子，早已在梨园界传为佳话。两人时常以书信来探讨艺术，因为他们均擅书法，时间一久，邮差都奇怪怎么信封上的字比印的还漂亮。奚先生晚年身处逆境，病重时，欧阳中石还冒着风险赶到石家庄探望。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９日，奚啸伯临终前一天留给了爱徒一封没有写完的信，成为欧阳中石珍藏的老师绝笔。

应笔者之请，欧阳中石重新写下２０年前在奚师追悼会上所作的一幅挽联：“视徒如子，愧我无才，空负雨露；尊师若父，枉自有心，奈何风霜。”２４个字浓缩了太多的世间沧桑沉浮，永远不变的依然是那段辉映艺坛的师徒之情。 (中国文化报 箫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