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地方传统戏曲的现代性经验

内容提要：在东亚现代性想象的阐释框架中，系统比较《陈三五娘》之梨园戏华东会演得奖本与邵江海歌仔戏改编本的叙述脉络与命运走向，旨在以之为切入点解析文本潜藏的社会心理密码与文化地层，寻绎国家力量与资本逻辑对艺术活动与民间社会的渗透轨迹，揭橥权力意志对文化记忆之书写“场域”的控制冲动。作为“世俗镜照”的地方传统戏曲，既是建构公共记忆的重要媒介，本身亦构成历史记忆之所在，其以原初激情抵抗时间遗忘，于艺术版图边缘解构占据中心的正史叙事，参与公共论述空间的现代整体建构。

　　关 键 词：戏改/梨园戏/歌仔戏/公共记忆

　　作者简介：王伟，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福建泉州 362000 王伟，福建泉州人，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陈三五娘”故事的传播及其当代意义研究》(11BZW107)阶段性成果；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2013年度青年博士项目《闽台文化双向交流中的歌仔戏百年传播及其意义研究》(2013C112)研究成果。］

　　一、问题缘起

　　笔者与黄科安教授在2013年5月台湾成功大学举办的“台闽民间戏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以戏改语境中的荔镜情缘(即《陈三五娘》)的故事重述为例，专门探讨精品生产到经典命名过程中的选择性遗忘机制。我们认为，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来探勘戏文经典的形成机制与潜在裂隙，“不难得知所谓戏文正典的标志确认，并不在于其于一时一地之风头无两的流行喧嚣，也不在于各式各样、琳琅满目之戏曲奖项的锦上添花，更不在于籍籍无名之草根戏迷的口耳相传、街谈巷议；而在于被拥有话语权力的文学史大家、戏曲史名家，将之纳入具有官方背景、影响面大的全国统编戏曲文学史教材，在这一版面有限的编撰框架中，辟有一节以上之独立篇幅而予以讲述。如此这般，方使之成为一代又一代戏文专业学生(作为戏曲艺术的历史传承者与当下发展者)，所反复涵咏、用心揣摩的学习对象；以及一批又一批学科建制内的戏曲学人(作为艺文正典的阐释者与捍卫者)，运用层出不穷、花样百出之理论工具进行循环理解、更新诠释的理论演练场。”[1]实而言之，现代性语境中戏曲经典的生产与再生产，既关乎审美又是来自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传媒场等多个“场域”之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博弈结果。

　　具体到本文论域，本已沉沦的梨园戏《陈三五娘》，经由戏曲改革这一传统地方戏曲现代性转换的重要路径，得以脱胎换骨、涅槃重生，在东亚大陆想象戏曲现代性的关键时刻，极具症候意味地超越文化地域的天然隔阂与语言分殊的现实藩篱，骤然暴得“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不虞之誉。其在六十年前“华东区戏曲观摩会演”中，出人意料而又合乎情理地一举斩获“剧本一等奖、优秀演出奖、导演奖、乐师将、舞美奖和四个演员一等奖”[2]等六项最高奖项，并旋即改编为电影而热透闽南、远销南洋，成为闽南戏曲学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与艺能界挥之不去的情结。时至今日，仍然热度未减、高烧不退。无论深处“闽南戏曲文化圈”核心地带的戏曲史家，如郑国权、吴捷秋、庄长江等；还是位居次核心区的台湾地区学者，如台湾大学曾永义教授及其座下得意门生；抑或大洋彼岸声誉卓著、著作等身的西方汉学家，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等，从时代知识状况、思想主旨意涵、艺术表演特色、现实作用影响等诸多维面，跨学科、全方位对之进行深度剖析与全面解读，遑论批量涌现之常见常新的印象式戏评与绵延不绝的学术化论文，足见其影响早已溢出舞台的表演“场域”，积淀为这一文化圈中庶民阶层的共同经验与集体记忆。

　　吊诡的是，倘若穿透彼时闽地“戏改”所建构之构狭隘局促、画地为牢的现代戏曲地理，即龙溪地区(今漳州市)赋予重点发展“芗剧”(即闽南歌仔戏)的时代使命，晋江地区(今泉州市)则倾力建设梨园戏与高甲戏，而从“闽南戏曲文化圈”的广阔视阈对两个重要改写版本进行必要而全面的检视，令人不胜唏嘘地发现，出自“芗剧祖师爷”邵江海手笔的《陈三五娘》(1937年初稿，1961年修订)，成为潜隐于历史深处之“被遗忘的文献”。进而言之，检索海峡两岸现今出版的多部区域文学史论著，即便是在“全球本土化”之大势下的新编戏文史与歌仔戏的剧种史，如厦门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原厦门台湾艺术研究所所长陈耕先生的《闽台民间戏曲的传承与变迁》、《海峡悲歌：风雨沧桑歌仔戏》，厦门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学博士生导师陈世雄教授和曾永义教授联合主编的《闽南戏剧》，知名芗剧编剧陈志亮先生的《漳州芗剧与台湾歌仔戏》，均未对邵氏改编本加以正面论述，顶多轻描淡写的一句带过。

　　那么识者不禁要问，为何华东本梨园戏《陈三五娘》，越界成为闽南与潮汕地区妇孺皆知，甚或台湾与南洋等地家喻户晓的经典剧目，而邵氏版歌仔戏《陈三五娘》即使是在其核心区厦漳两地也芳踪难觅、难见经传，毕竟同为地方化知识生产的现代性产物，两者命运却有云泥之别？有鉴于此，偏向编导演等具体舞台实践的剧坛名家与侧重演绎思辨、学理探究的学院精英，基于各自不同的阐释视域，对这一牵涉戏曲地景与文化记忆的戏曲史之问，纷纷提供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多元理解。考虑到“才子佳人的老套模式，其在具体时空中的各式表述，本身就构成饶有趣味的永恒议题”[3]，笔者尝试在“现代性如何建构爱情神话”的阐释框架下探讨爱情传奇这一古老戏文类型的当代境遇，进而“将之纳入关系主义、建构主义的参照视野之中，视之为一种面向日常审美生活的文化实践，一种在全球化语境中展示无限可能的跨界行动”[4]。